1979年也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有机会到中国实地考察，阅读和运用档案材料。黄宗智本人就是在那一年到了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不但阅读明清档案、走访民间和发现地方史料，而且还与中国学者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互动，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访问与交谈。（14）他这一年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显然是他写成《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一书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他这本书的成功，也得益于他娴熟的日文阅读能力（他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日本学者采集的所谓“满铁档案”）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如何借助人口学的方法考察社会的变化等等。他所提出的“内卷化”（involution，亦可译为“过密化”）观点，正是在他考察华北农村家庭人口的增长及其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所施加的影响而后得出的。
    如果说黄宗智对于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还没有与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直接交接，那么他在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一书，则显然是针对明清江南经济变迁的历史意义而写的。其实，即使是第一本书，他所关怀的还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换句话说，他要考察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内部结构，由此来思索中国传统社会是否能自身转化的问题。他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在第二本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但他还是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在明清江南还是存在，并没有由于那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所改变。因此黄宗智的这两本书，得出的结论也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缺乏由自身的变化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变化的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黄的研究又有至少两个独特之处。第一，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没有为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反而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变化发展。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本质性变化，一直要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才慢慢形成（这也就是他将第二本书断限在1988年的缘故）。第二，黄宗智的研究，力图淡化政治、军事事件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影响，而更注意历史变化的“长程”或“长时段”因素。他在第一本书中，没有把鸦片战争视为一个历史的开端，而在第二本书中，也没有突出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如何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
    也许有人会说，黄宗智是一个华裔学者，所以比较重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并与中国学者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其实不然。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其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学界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接。黄曾在一篇长文中分析美国中国研究、甚至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双重性”（biculturality）。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自然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掌握了中文，但同时又在美国的学术界工作、研究。（15）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中国完全脱离。举例来说，近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等人引人瞩目的中国研究，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当今“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与黄宗智的研究并无二致。他们都是想关注、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前近代”（early modern），也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他们与黄宗智等人一样，都被视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成员。而这一学派的成员中，也包括像李伯重这样的中国学者，更可见中美两国学者的密切交流。
    如所周知，彭慕兰等人的研究，与黄宗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致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6）而值得注意的是，与黄宗智相比，彭慕兰等人对江南经济的考察，得出了更为正面的结论，向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挑战。他的名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指出，在19世纪以前，特别是1750年以前，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仿，都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结构相对合理的经济体。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原来的经济形态和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而更多地是与北美殖民地的发现以及能源的运用这些偶然因素相关。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因素，英国的经济也会像江南一样停滞不前，更无法产生革命性的剧变，引发资本主义。（17）彭慕兰的论点，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他问的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暗示西欧产生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相反他力图指出：即使在西欧或者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不是必然的、自发的，而是借助一些偶然的外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彭慕兰的论著，一方面延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基本命题，另一方面则又转换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一言以蔽之，明清中国的研究，成了美国中国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领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历史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途径。（18）
    美国的中国学家的“文化双重性”，不但表现在观点上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表现在史料运用的方面。后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运用中国保存的史料（不一定是中文史料），就是一种必需。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近年以来，美国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学派的论著，在中国史学界激起了不少涟漪，也许我们可以以此为例，略作说明。顾名思义，所谓“新清史”学派，就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论著，对中国的清朝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们的新颖之处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清朝统治的性质。他们认为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成功统治中国两个半世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汉化”。相反他们指出，满洲统治者能维持清朝的统治，正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帝国”的视野，而不是想让他们的政权只是成为一个“中国的王朝”。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新清史”的学者特别注重研究满文的史料，希图由此来展现清朝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双重性”或“多重性”。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详论、评价这一学派论点。但必须承认，“新清史”学者的工作的确为清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