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任松江府僧录。他曾主持印制多部西夏文大藏经并将一藏施于敦煌文殊舍利塔寺中。在敦煌莫高窟曾先后三次发现了与上述相同押捺汉文题记的佛经残页，另两件分别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日本天理图书馆②。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压捺了这样的印记。又元代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记载：“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③由此可以推论，当年敦煌曾藏有一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是管主八大师印施三十余藏大藏经的一部。此残片当是施与敦煌的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页。这说明西夏灭亡后，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一带，仍有不少西夏党项族居住此地，他们信仰佛教，诵读西夏文佛经。
    莫高窟北区石窟中还出土多种西夏文活字版文献，如《地藏菩萨本愿经》、《诸密咒要语》等。除在西夏首府中兴府（今银川）、黑水城、武威等地发现活字本西夏文文献外，在敦煌又发现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更说明西夏使用活字印刷之广泛。包括敦煌北区发现的各种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品，都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十分珍贵。联系到在敦煌先后发现了大量回鹘文木活字，推测在西夏和元代敦煌是中国活字印刷的一个中心，敦煌在活字印刷史上的地位应予重视[14-15]。
    在莫高窟北区还发现西夏文泥金写经残页、僧人职事名单、诗词残片等，同时在北区第243窟内墙壁上有朱书西夏文题记数处，其中有“肃瓜统军”字样，联系到南区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也出现沙州、瓜州“监军司”、“统军”名称，证明西夏时期敦煌地区与瓜州等地的密切关系。
    早在1908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莫高窟北区也发现了一些西夏文文书，多是残片，其中有《要集略记》封面、《正法念住经》等残页，还有活字本《地藏菩萨本愿经》以及上述有管主八押捺印记的西夏文《大智度论》第87卷末页。
    西夏统治敦煌及其稍后的元代期间，在莫高窟南区开凿、重修洞窟的同时，西夏的僧人们在北区的众多生活洞窟中也留下了生活足迹并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
    二 西夏学中包含有部分敦煌学的内容
    在西夏时期，敦煌（沙州）是其西部的一个重要地区，军事上是西夏的一个监军司。西夏学的研究内容自然包括敦煌。
    （一）西夏时期的敦煌
    敦煌将近两个世纪在西夏管辖之下，是西夏的一个州（沙州），沙州为西夏最西部的城市。由于历史文献的缺载以及敦煌石室中出土的文献又不包含西夏时期的文献，因此在敦煌学中近两个世纪西夏统治时间几乎是空白，甚至西夏时期敦煌的建制如何也付诸阙如。
    若求助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则可以填充有关的认识。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为西夏天盛（1149-1169）初年所修订，其中有多处关于沙州的记载。如记载沙州监军司是西夏17个监军司之一。属中等司，国家派2正、1副、2同判、4习判共9位官员，此外还有3都案为办事吏员以及12名案头（司吏）。其所设官员比肃州、瓜州、黑水等监军司多1正、1副、1习判，可知沙州监军司比附近的肃州、瓜州、黑水等监军司重要。沙州又设刺史1人，刺史也相当中等司的地位，下设都案1人。监军司下属有军队，军队中在监军使下分层设置行监、正首领、首领等统领军队。沙州监军司也当有此设。
    西夏政府在中央有都转运司，又于地方设置多种边中转运司，沙州转运司为其中之一，属下等司，设2正、2承旨，此外还有2都案。此地还设有沙州经治司，也属下等司，设2大人、2承旨。
    这些职司都分别有印信，中等司印是镀银铜印，重12两；下等司为铜印，重11两。
    由这些确切的资料可以知道西夏中期沙州的基本军事、行政建制[16]。
    西夏《天盛律令》还规定，各地诸司的官畜、谷物等收支情况要按规定期限上报首都，有两地是一年一报，即沙州和瓜州；肃州、黑水等地半年一报；京师及其附近需要3个月一报。这是依据与京师的远近而有不同的规定[16]529-531。西夏时期沙州地处西偏，是与京师中兴府联系所需时间最长的地区。
    （二）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的特殊地位
    莫高窟在西夏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在莫高窟西夏题记中有所谓“圣宫”，即是对莫高窟的称誉[1-2]。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敦煌洞窟被称为“沙州神山”④。西夏经济力量有限，在敦煌开凿或重修洞窟需要大量财力、人力。在西夏这样偏安西北地区的王朝，大型佛事活动应以皇室或地方政府为主才能举办。由此可以推想，大规模修建敦煌莫高窟石窟也应是西夏皇室或地方贵族所为。
    在考察西夏石窟壁画时，除对大铺壁画的内容、布局、风格给予重视外，对石窟壁画的装饰图案如藻井、四披、龛楣、边饰等也要特别留意。其中藻井因所处位置的独特，应给予格外的关注。敦煌莫高窟很多洞窟内窟顶是覆斗形，藻井即窟顶部中央最高处的装饰，俯视全窟，位置十分显眼。其形制呈方形，由井心、井外边饰、垂幔三部分组成。井心向上凸起，四边为斜坡面，上窄下宽，构成覆斗形状。藻井名称依井心图案确定。西夏石窟中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十分普遍，龙、凤藻井成为西夏壁画的一大特点。依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在莫高窟有关西夏洞窟中，有覆斗形窟顶的洞窟占多数，有69窟，其中以龙、凤为藻井的最多，共32窟。龙、凤不仅是吉祥的象征，后来还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龙往往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后妃的象征。《天盛律令》规定民间不准使用龙、凤装饰，正是这种中国式传统认识的法律化[16]282。莫高窟西夏洞窟中大量龙、凤藻井似也可以作为这些洞窟为西夏皇室修造的重要参考[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