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学术史上，撇开特殊年代之弦箭文章不论，出于学术讨论心态或公开或私下对陈寅恪学术有所批评者并不在少数。其声名卓著者，即有张尔田（1874-1945）、朱希祖（1879-1944）、岑仲勉（1886-1961）、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钱穆（1895-1990）、钱钟书（1910-1998）等人。然若论公开批评最力者，恐莫过于岑仲勉，且集中于隋唐史这一同让二者享有令名的学术领域之中。
    学术同行之间互有批评本属平常。一般来说，如果排除学科间的隔膜，则知识领域、学术风格越接近，讨论同类问题的深入及精细程度越高，产生分歧的可能性也越大，其中所蕴含的学术再生性也越强。岑仲勉对陈寅恪之批评正可做如是看。岑陈二氏不仅均于西北边疆史地、中外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隋唐史等多有著述，且都掌握多种文字、擅用“对音”对史料做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研究，在治学风格上更同属精擅“考据之学”者。因而，倘就治学领域及整体学术风格而言，二者极具对话性。而且实际来看，岑仲勉对陈寅恪有关-“牛李党争”与中唐政治、文化，“进士科”之崛起与唐代文人、文学-等诸多问题的批评和讨论，不仅在很多细节上弥补、修正了陈寅恪的某些思考罅隙及论述不周备处，其所提出的“李德裕无党”说、进士科人员选用一己“关中本位政策”之反思等史学问题，也直指陈寅恪关键论据之可议处，成为后此学者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缘助。
    然而问题尚不局限于此。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学人之间的思想交锋往往会有两种情形，一种主要表现为具体学术观点之分歧，如朱希祖对陈寅恪李唐氏族之研究的批评①、张尔田对其李商隐《无题》诗系年释证的指摘②、郭沫若对其《论再生缘》的讨论③等；另一种则更多含有整体学术思考方向、学科知识背景乃至生存感受之差异，如钱钟书对其诗史释证思路的批驳④，钱穆对其治史思路与论学风格的批评⑤等。表面上看，岑仲勉对陈寅恪之批评似属于前者，而究其实，则为学术个性及方法进路之差异。二者虽同属治“考据之学”者，均以扎实细密的史料辨证著称，但各自研究进路实际并不相同。辨析其差异可以发现，倘说钱钟书与陈寅恪之分歧在文史两种学科特性之辩驳，钱穆论陈寅恪为治史方法上义理或考据之欹重，则岑仲勉对陈寅恪之批评，实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尽管岑仲勉对陈寅恪这番“批评”并未得到后者的正面回应，也并未受到现代学者的太多关注，但却是了解岑、陈二公学术“异同”乃至20世纪文史考据之学内部分野的重要事件。
    一、《隋唐史》集矢于陈寅恪
    《隋唐史》集矢于陈寅恪，傅乐成曾称之曰：“批评甚力，为陈书刊布以来所仅见。”⑥倘就问题涉及面而言，此一评语至今恐仍不为过。辨析二者具体历史观点的不同，自是后来学者已然注意到的用功方向⑦。但追寻二者论证思路的构成则可发现，岑陈二氏学术思想及方法方面实存在较大差异，值得深长思之。
    1948年7-8月间，岑仲勉离开任职达十一年之久的中研院史语所（1937年-1948年），南下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隋唐史》一书，即由其授课讲义整理而成。初为油印讲义，编定于1950年，后以《隋唐史讲义》为名由高等教育部印发各高校做参考资料，1957年12月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初版时，出版社曾有一“出版说明”：
    本书是广州中山大学岑仲勉教授根据几年来讲授隋唐史的讲义整理编成。隋史共十九节，唐史共六十八节，并有图十四幅（笔者按：今中华书局本“附图”只有十三幅）。
    全书用文言文，便于同学习读古代文言史料；涉及到隋唐两代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史的各个方面，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对于隋唐的中外关系，亦堪注意。
    本书材料丰富，注尤多精辟，考据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意见不同的，有剖析，也有自己的见地……
    这段简介性文字有两处值得注意：其一，其书重考辨、多辩驳的特点；其二，岑著讨论问题的方式--“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这里先说前者，后一问题下文再说。
    许冠三论陈寅恪之史学成就，认为其对新史学之贡献“首推史料扩充”，为学尚“喜聚异同宁繁毋简”⑧。然就岑著《隋唐史》来看，实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岑著对其所讨论的问题--哪怕一细小问题，也广搜各种原始史料及后人相关研究成果，细做排比考订，可谓涸泽而渔、不厌其详，深得清儒“无征不信”之旨。正因为此，其书或在正文或在注释中对各家短长不免多有析论辨订。譬如“隋史”第十七节“三伐高丽”，史料引证之外，先在正文引述金毓黻《东北通史》对隋炀致败之因的分析并略做补充后，又在注释中列举黄元起《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1953年6月河南《新史学通讯》）对隋失败缘由，以及赵俪生、高昭《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对隋之“三伐”之必然性的分析，再加以讨论辨析，一如今人之驳论文章⑨。岑著这种撰述思路，在并时诸家唐史论著中可谓少见。1955年他在谈及《府兵制度研究》编写体例时，曾引述苏联学者帕夫林诺夫谈教学大纲编写问题的观点：“某一问题不管其章节顺序如何，都必须包括祖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贡献，以及唯心论观点与唯物论观点对比问题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然后指出：
    略察近年编写的作风，似乎并未充分展开批评。这固由一些人要保存自己的威信，不惯接受，然亦我国为贤者讳的旧传统思想依然存在之故。而且，专提个人意见，不广征博引，是否恰得正鹄，常有问题；姑舍此不论，为要使读者出钱少费时少而获得像多读几本书不须另行参考的利益，尤其是使读者或可借此作进一步研究之引线，也应该像帕夫林诺夫所说的那样来处理问题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