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岑仲勉恰持有不同意见。他自40年代以来则一直坚持“李德裕无党”说（详见后文），故而其之所以自违前言，很大程度上亦正因为此。《隋唐史》第四十五节“牛李之李指宗闵（宋祁说）李德裕无党（范摅、玉泉子、裴廷裕及孙甫说）”，集中辨及“牛李党争”问题，并针对陈寅恪的观点细述其“李德裕无党”的结论。文分三点：一是李德裕无党；二是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儒放弃维州；三是吉甫何以被谤。其对陈寅恪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第一要点--当然三个要点本为一整体。其中，岑仲勉提到四个应予注意的问题：第一，“元和以后，标举‘牛李’一词，牛指僧儒，自无待论，‘李’则相沿以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应辩明者一”。第二，“德裕与僧儒不协，益令人误信德裕确树党与僧儒为敌，此应辩明者二”。第三，“牛党对德裕父子多怨词，在现存晚唐史料中，渗杂不少，此宜辩明者三”。第四，“更有以为僧儒、德裕分树两党，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如沈曾植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此宜辩明者四”。
    岑氏对陈寅恪的批评集中于第四点展开。首先，陈寅恪曾提出，代宗、德宗之世崔祐甫代常衮当国对待进士一途的不同选用态度，适为此后李德裕与牛党争执之先声：“是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读史者不可不知其一贯之联系也。Olgul ApChaGi（24）而岑仲勉则从估算当日进士人数“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入手，指出即便假定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为六百，但仍然“大大供不应求”。他因此提出，用是否“重科举”来判分牛李之别是不恰当的--“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除非辞科之可能”。
    其次，陈寅恪在“科举与门第之争”的基础上又提出，牛李之争，实为以文词浮薄之士所构成的“新兴阶级”，与以经术、礼法为门风的“山东旧族”两大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角逐。对此，岑仲勉列举多例以证其非。如李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何以反娶一“不知其氏族所兴”“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李德裕当政之际曾一再奖拔孤寒之士，此与“李党重门第”岂不相违？等等。而对陈寅恪所指为新阶级，或为“旧习门风轮替殆尽”转与新兴阶级同流诸人，岑仲勉又一一辨说，如谓李珏初举明经显为北朝经术之继承，而史载杨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则所谓李、杨等人“家学衰落”“门风废替”显难成立；又谓杜牧虽浪漫而不免浮薄，与两唐书载其祖杜佑以妾为妻、不守闺门礼法看似“家世风习”，但据《元和姓纂》可知杜佑一门本为胜流士族，故杜牧不过出自旧门而特为浪漫耳，“何曾必在新兴？”
    再次，对于陈寅恪所说新旧两大“阶级”互不相容但也“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岑仲勉更持50年代初特有的阶级对立的两分思维，视之为一种“‘团团转’之论证方法”：“近世论阶级烙印，并不容易脱换，今所谓‘两阶级’既绝无釐然界限，究属新兴抑属旧族，可以任意安排，执‘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态度，或更谓‘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不了了之。”
    最后，岑仲勉又采用书中所引缪凤林辨崔氏一族在唐宰相中比例的统计法，列两表，分别统计所谓“牛党”二十三人及“李党”八人各自的家族出身及科举状况，然后指出：“牛党多佥壬（笔者案：佥壬即奸人、小人之意），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对牛党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党’，此一点，《述论稿》似乎分别不清。”同时更提出：“质言之，从古史中寻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25）
    从以上所征引岑氏对陈寅恪的批评可以看出，陈寅恪在沈曾植原有观点基础上“推阐”而出的所谓“山东旧族”与“进士科新兴阶级”的对立，实际是从当日两大社会阶层之构结、斗争及其对社会文化之影响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新审视唐代历史及文化走向的大判断。而岑仲勉依照50年代通行的“阶级对立”思路，不仅误解了陈寅恪原本指谓社会阶层的“阶级”概念，也使得其顺理成章的否定了陈寅恪有关两大“阶级”内部关联之复杂性（或曰流动性）的解说，并进而排斥了其整套思路（26），从而将问题化约为以“科举”“门第”之别来辨牛李党争。由此一层化约，则其最后采用统计法，分析两大阶层人员是否出身旧家抑或进士，也就很容易的找到了陈寅恪立论的罅隙和不周备处，从而确立其“李德裕无党”说。
    而此节后二要点“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儒放弃维州”“三，吉甫何以被谤”，一在以维州事为例辨李德裕无党但有执政策略，以求扫除《通鉴》立于牛党立场批评李德裕玩弄党派阴谋的偏见；一在辨后世史书有关元和三年制策案引发党争的议论，强调此一误解实因牛党因不能指斥阉寺而转攻李吉甫所造成。其论证核心，均在辩解所谓“李德裕无党”说。
    三、“辩诬”还是“历史解释”？
    其实，早在《隋唐史》写作之前，岑仲勉即已不点名的对陈寅恪有所批评，并提出“李德裕实无党”的话题。
    1947年12月，岑仲勉撰文论评李嘉言《贾岛年谱》一书，其中提到：
    李氏又惑于近人趋时之说，因言：“贾岛既非出自山东旧门之李党，又屡举进士不中，未能列入新兴阶级之牛党，故徒出入牛李而终为两党所俱不收……”与前人之悼李商隐，完全同一口气……但李德裕实无党……（27）
    所谓“山东旧门之李党”“新兴阶级之牛党”的说法，正来自陈寅恪，如上所举；而所谓“前人之悼李商隐”，也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所述（27）。显然，岑氏此说正隐驳陈寅恪（29）。
    考察岑仲勉此前的著述还可发现，其“李德裕无党”这一观点，早在其初稿于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唐人行第录·王十八》《唐史余渖·牛李问题》等文札中，都已有较为清晰、集中的论述。而其对李德裕其人的关注则时间更早，他在1936年2月即已撰成《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刊1937年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2卷第1期）。如果将上述诸文连贯来看，尽管岑仲勉自40年代以后对“李德裕无党”这个结论的认识可谓坚定，但其关注李德裕、昌言“李德裕无党”，其真正落脚点并不像陈寅恪那样在有唐一代之政局、文化，而更多在李德裕其人之人格与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