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揭《隋唐史》“第四十五节”引论部分即提到：
    邪正不辨，敌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蠢国，贿赂公行，一般无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颠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后之正人君子，犹被其蒙蔽而不自觉，是不可不大声疾呼，函加以廊清、辨正也（30）。
    正如贺昌群50年代末批评《隋唐史》所指出的：“这部书不分篇，不分章，这样作为一代通史的这部《隋唐史》，轻重便无所统率；并且，节与节之间多不相联系，甚至每节之中段与段之间不相联系，看不出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来。”（31）正因为“节与节之间多不相联系”（就其实际而言，说缺乏整体线索可以，但并非每一节相互间都不相联系），故全书各节往往多独立成篇，因而每节前的“引论”文字正是此节主旨之所在。所以，这段话也正是其辨“牛李党争”、强调“李德裕无党”根本的问题关注点所在--廓清李德裕其人之人格及功业。而这一观念其实早在其1936年编撰《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一文中已有流露。此文长达三千五百字左右的小序，正是岑仲勉讨论李德裕其人之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岑仲勉1936年学术研究之重点已逐渐由西北史地考订及边疆民族史研究转向隋唐史，但其时因受牟润孙提示正着手《元和姓纂》校雠及相关氏族谱牒文献研究。所以，尽管《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一文辑录李德裕文八十七篇，并加注释六百零六个，“涉及文章史实背景、人名地名、版本校注等”（32），但其关注点并不在李德裕与中唐宣武二宗朝政之关系，而主要目的在整理中晚唐时期唐王朝解决回鹘等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史料，适为前期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后续，尚非“隋唐史”研究计划之内容（33）。
    然阅读李德裕文集的同时，岑仲勉也深为李德裕此人“横披诬谤”而鸣其不平。一如《编证》一文序末所说：“余读公集，叹千年以还，公之功罪，犹无平心痛快之论，故附发之。”此处所说，显然正与《隋唐史》“第四十五节”引论文字同一口吻。因此，正是出于为李德裕之人格、功业廓除诬谤、恢复名誉的目的，序文在简述李德裕“以不世之材，入相武宗”而“外破回鹘，内削叛藩”之功业后，着重就时人及后世史家对他的谤毁予以辩解。如论杜牧等，“大中而后，牧固阿附敏中、墀、铉等，此数人者排公最力，忘旧日之恩知，阶新贵以悻进，牧言反复又如此，夫昔日誉公者今诋之，假牧以数年，安见今之誉僧儒、墀者，不将毁僧儒、墀耶，其言不足为信史，明矣”。又引旧书一七五《安王溶传》指出：“明言安王之死，事由士良，而《溶传》必插‘李德裕秉政’一语者，盖唐代史官，党同伐异，有恶皆归，故造此疑词以为诬诋。”再考辨托名白居易的伪诗《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之非，并指出“更有伎俩鬼域，捏造他人文字以施其攻击者”。更批评新旧唐书对李德裕的评说，“都不原公之迹而故作非难之论也”。最后，特别借论析宣宗罪德裕之诏指出：“余故谓宣宗以不得泄恨于武宗者泄之于公，公所以必贬死也。崔铉、敏中辈，犹是希时主之旨，报私门之忿，杜牧则觊机俸进，助为狂吠，又其下焉者也。”（34）
    可见，尽管此文尚未明确提出“李德裕无党”的问题，但岑仲勉在这篇长达三千五百字的序文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即为历史上的李德裕“辩诬”，为其形象廓清阴霾、还其原本。而这一思路，一直贯穿于其初稿于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唐人行第录·王十八》《唐史余渖·牛李问题》以及《〈玉溪生年谱〉平质》等著作中，直至《隋唐史》“第四十五节”第一要点中前三个“应辩明者”。
    其中，《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一文最具代表性。据岑氏弟子兼文集整理者陈达超先生所述，此文“是先生在两个时期内断断续续撰述的，泰半写于三十年代末，弱半撰于五十年代初，尚未缀合完篇。文章赞扬李德裕的主要观点，已散见其《隋唐史》一书中。今次我把该文的若干段落合并，加以整理完篇发表……供读者更详尽地了解先生所持观点全貌”（35）。可见，文章虽写于两个时期，但“赞扬李德裕”实为其主旨所在。所以，此文题目虽涉“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但所论只是《通鉴》居牛党立场以指责李吉甫、德裕父子这唯一“一个问题”，亦即文末所说：
    总之，不联系实际而贻误国家大计，结党营私而妒功忌能，是牛党最坏的写照。司马光不但不指斥其罪，反而多方替他们掩护，德裕不能受降，牛党却可兵取（据《通鉴》二四四，惊是牛党。[笔者案：此指大中三年（849）十月，西川节度使杜惊奏取维州事]），立论这样偏私，其弊不单止误宋。且将误后世（36）。
    全文从剖析世传“牛李党争”之缘起“元和三年制策案”始，引证牛党皇甫湜《皇甫持正集》所载策文，证明牛僧孺、李宗闵元和三年策文矛头所指本为宦官而非李吉甫；又引《旧唐书·李宗闵传》指出，牛党执政后因惧宦人之势而设法遮掩前此策文之指，恰值长庆元年李宗闵因李德裕、元稹等告发其婿苏巢科场舞弊而被贬官，以致怨恨李德裕。由此断定，后世史书实移花接木，将《旧唐书·李宗闵传》中原用以指称牛僧孺与李宗闵的“牛李”附会为牛与李吉甫、德裕父子；复将牛（李宗闵属牛党）李（吉甫父子）素有嫌怨之源头移至元和三年制策案，从而造成所谓“牛李党争”之说。文章又引述范摅《云溪友议》、无名氏《玉泉子》、裴廷裕《东观奏记》等史料，以及王应麟《困学纪闻》、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史论文字，详论李德裕之为人与其功业，批评《通鉴》“怀挟私见，丧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场”（37）。
    中国史学固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但同时亦强调“寓鉴戒于史”。《通鉴》一书，世称“冠绝古今之作”（38），很大程度上亦正因为此，故此书自不可能只有一“科学家的意图”，而免不了有“接近法官而非科学家”的意图。（39）如果岑仲勉就此立论，从史学书写的“意识形态性”来批评《通鉴》，自然亦不失为一种历史解释模式。但实际上，此文所说“史家的公正立场”只是就《通鉴》是否肯定李德裕其人及其功业而言，显然并非后现代史学思考的体现。亦即是说，其主要目的仍在论“李德裕无党”，以及为李德裕“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