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看来，“归纳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寻求“共相”，然历史研究所应注意的却在某些“不共相”，即特定时空下“史实”，而非那些所谓的“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规律”之类。因而，“归纳法”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但是，历史研究又并不应以研究“不共相”为鹄的，所以梁启超又强调应将诸多“不共相”联系成“一种有组织的学问”。
    实际上，历史研究以“史实”追究为基础，借用黑格尔《小逻辑》所分“归纳推论”的三层次（77），“史实”亦可分为三类：即“普遍史实”（如“学术研究中难免会有分歧与批评”）、“特殊史实”（如“岑仲勉对陈寅恪的批评”）和“个别史实”（如“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唐史研究的批评”）。历史研究中运用“归纳法”，即意味着要通过对“个别史实”的归纳推论出某种“特殊史实”，进而得出某种“普遍事实”。然诚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这一思路存在以共相掩殊相的弊端（这正是后现代史学所批评的）。
    至于如何突破这种僵局，梁启超认为这在目前似乎是难以做出解答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史学革命的巨子，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困惑无疑是有普遍性的。或许正因为此，岑仲勉遵守梁启超所说“归纳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始终强调史实的追查离不开史料证据的整理、“归纳”--即通过考察、比较各类史料记载及其来源，以切入历史之“真相”。
    这在其“李德裕无党”说的搜证过程中有明显体现。
    前揭《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一文小序中虽提及诸家诬谤李德裕的不实之词，但对新旧唐书所论“党争说”本身，只是指出“唐代史官，党同伐异，有恶皆归，故造此疑词以为诬诋”，抑或“旧史氏……吾所不满者，都不原公之迹而故作非难之论也”；对于托名于白居易的三首伪诗，也只是泛泛指出其“更有伎俩鬼蜮，捏造他人文字以施其攻击者”（78）。
    而至初稿于30年代末的《唐人行第录·王十八》中，在辨及《李文饶别集》四所收《奉送相公十八丈镇扬州诗》非李德裕之作时则提到：“李诗不特题伪，诗亦伪，与白居易吊崖州三绝同一捏造伎俩也……李诗底本虽未知原出何处，然南宋初计有功已采入，相信传自唐末，牛党期以此污德裕也。牛党诋李，无所不用其极，奈何读史者忽不加察长为佥壬所蒙耶！”（79）显然，《编证》虽提及托名白居易的三首伪诗，但丝毫未及“牛党诋李”之说。而此文则已然注意到白居易伪诗与托名德裕之作均被《唐诗纪事》采录，且认定其出于唐末，系牛党污蔑德裕之一部。
    若再对照写作于40年代前期之《唐史余渖·牛李问题》，以及《隋唐史》第四十五节第一点辨“李德裕无党”所提出的“此宜辨明者三”则可以看出，岑仲勉最终得出“李德裕无党”这一结论的重要搜证及立论思路即“唐末史实湮坠，不得不取材私志、野乘，而此等文章多出于牛党文人之手，积非成是，史家已无复审择之可能”（80）。此处所谓“出于牛党文人之手”“史家已无复审择之可能”，与上文泛言“唐代史官，党同伐异”这两个结论之间，显然隐含着岑仲勉史学研究方法上的一层转折。后者乃对史料本身而言，而前者则指向对史料来源的辨析--亦即一种史源学思考的眼光。尽管从《编证》（1936）一文到《唐史余渖》的撰著不过数年时间，但这数年恰是岑仲勉“史源学”思考逐步成熟的时期（详见第一章所论）。所以，在岑仲勉这一时期的著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考论牛僧孺、李德裕各自家世、生平等方面问题的篇章，如1937年8月完成的《贞石证史》（刊1939《集刊》8本4分）所收“陇西牛氏之祖”“赞皇公”二篇（81）；1937年冬写成的《唐集质疑》（刊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所收录“上赵昌尚书启”“送相公十八丈镇扬州诗”“姚合与李德裕及其系属”等篇（82）。
    可见，通过对史料记载本身的详尽查考来探寻历史真相，正是岑仲勉治史的基本法则，亦可谓史学研究的一般准则。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山人物梁启超即指出：“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罣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抵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察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然由今视昔，影象本已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错误。”（83）相比较来说，岑仲勉治史精擅之点，恰在梁启超所谓“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抵牾”问题的解决上，即善于在不断扩充史料考察范围中追考史料来源，进而通过史源断定来裁决史料记载之“是非”，最终判定史实。一如其《考订学与全史》文中所述：“近人有谓考订之学无关全史者，然考订史之部分者有之，考订一史之全体者亦有之。吾人读书，常发见若干资料之间，或且同史之内，互为矛盾者，如曰阙疑，则不可胜阙，如曰择善，则究何适从？是知整理全史之功，要不能离考订而独立也。”（84）所以，岑仲勉治史求“通”，往往更多是就史料考察而言，即用追讨史源的方法来考证史料记载的源流本末。
    然而，岑仲勉这一史料考据思路，恰忽略了他本人曾经予以赞赏过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的一段话：
    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多矣，而仅见于简册者几何，器物之用于人亦多矣，而仅存于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