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前面提到，陈寅恪对“牛李党争”的分析，目的在提出一个重新审视有唐一代历史及文化走向的大判断。这一判断，倘按陈寅恪的说法，更注意对一种“通性之真实”的提炼和锻造，不乏某种深具“史识”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推断。而岑仲勉的关注点在为李德裕“辩诬”，故始终更偏向“个性之真实”的考订--如“党争”说的来源、历来史书记载中的误解和讹误、牛李党人私门恩怨始末之考察等等，因而也就相对忽略了对“通性之真实”的整体思考。应该说，“牛李党争”的存在，并不以德裕是否有意树党为前提，其公然与牛党对立，自然也就形成了“党争”之局；而陈寅恪所列举诸人之家世、科举出身诚然有与史实并不完全榫卯毕合者，但就各人政治行为与其家世或科举背景之关系的主流来看，仍不脱陈说之基本“规律”。因此，贺昌群即指出：
    武则天排除唐宗室旧臣，树立扶持自己新朝的政治集团，唐代的党争遂开始剧烈，故后来的牛、李党争，并非突如其来。但本书第四十五节“牛、李之李指李宗闵，李德裕无党”，虽然有这样一个标题，却全没有触及到唐代朋党之争的实质。分析唐代党争，应当从隋唐史，特别是科举制度建立后的发展上去考察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渊源关系。若斤斤于统治阶级内部小集团彼此间由于一时的利害恩怨而引起的小是小非，把问题局限在细节的考据上，有时虽然也有用处，但却不能解决朋党之争的实质问题，给读者以明确的历史线索（40）。
    应该指出，贺文对岑著“看不出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的批评确符合实情。但是，这种刻意带着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眼光来看历史的观点，无疑又落入了陈寅恪30年代即已批评过的那种文化史研究“新派”的窠臼--“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41）。所以，贺文将“细节的考据”与“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相对列，显然是以“理论阐释”的视角来看“史料考据”，故而所重视的是陈寅恪的“大判断”，而非其“由考据推断出‘大判断’”这一治学思路本身，所以也就自然的忽略了岑仲勉文献考辨的方法，以及其与陈寅恪史料考据的真正差异之所在。
    实际上，从岑仲勉与陈寅恪有关中唐牛李党争问题的考论来看，正因为岑仲勉之关注点始终在“个性之真实”方面，着意于文献史料的追查考订，故而在不少地方恰又指出了陈寅恪考证中一些思考的罅隙和具体文献取证方面的缺漏。例如《唐集质疑·上赵昌尚书启》即订正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文中所考范摅《云溪友议》所载“广州赵尚书”之赵昌“四年”移荆南节度使，实为“三年”之误（42）；《隋唐史》复辨订陈文“附记”所考李德裕自撰“刘氏志”之刘氏非德裕妾而实为其妻（43）；《隋唐史》又考订陈寅恪论白居易父母“舅甥为婚”说之非（44）等。而前揭岑仲勉所提李德裕对进士科人员的任用、对孤寒之士的奖拔，以及牛党并不一定非出自旧族等等问题，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指出陈寅恪论点未尽周备之处。特别是统计法的采用：
    《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绚、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45）。
    这一统计法，在岑仲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界辨论唐代朋党之争、“关陇集团”之演变乃至相关问题的重要方法（46）。因此，倘就“朋党之争”问题本身而言，“李德裕无党”说完全可以构成反思“牛李党争”及中晚唐政局问题的重要参照。
    正因为此，陈寅恪更关注“通性真实”的提炼，与岑仲勉更着意于“个性真实”的严格筛查，恰可谓考据方法本身的两种不同延展方向，有研究思路的不同与学术兴趣的差异，但不能简单的予以学术价值高低的判别。亦即是说，岑仲勉与陈寅恪上述学术思考的差异，并不能简单的用“细节考据”与“历史演进大判断考察”这样的视角予以价值上的判分（当然岑著确也存在“支离”之弊），而更应关注二者面对史料以及史料取用的不同思路，由此看其同为“考据学”学者具体考据方法的不同。
    五、金毓黻对岑仲勉与陈寅恪治史风格的比较
    就岑仲勉与陈寅恪治史风格之比较而言，金毓黻于上世纪50年代曾提出所谓“专”“通”之别的观点。然而，如果联系《隋唐史·编撰简言》所述“断代史”的做法，以及陈寅恪30年代对“通史”撰著的看法，则拈出“专”“通”这样的字眼来判别岑陈考据方法之差异，其实未必恰切。准确地说，岑、陈之别更多的表现为文献考据思路与历史考证思路的不同。
    1956年6月，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首次读到由高等教育部印发各高校做参考资料的《隋唐史讲义》时，曾在其日记中谈到与上述贺昌群先生相近的看法，并将岑仲勉与陈寅恪之治学略做比较，留下了今天讨论岑、陈二公学术之异同最早的一笔记载。初读之下，金毓黻即对岑著与陈寅恪相近的精擅史料考据的学术风格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记述道：
    6月9日：岑氏治史盖用陈寅恪先生之法，于极细微处亦一字不苟……
    6月17日：岑著有一种长处，凡涉及考证者皆能深入，其于一般人不甚经意之处，往往作深入的探究，读岑著可多得运用史料之方法。盖岑氏治史系与陈寅恪先生一派，为偏于专而短于通之史学家（47）。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金氏很快即注意到《隋唐史》对陈寅恪的批评，以及岑陈二人治学思路上的差异。其6月19日日记载：
    细检岑著《隋唐史》有关唐代之重要问题，多与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意见相反，如论府兵制及进士科等问题，皆与陈氏不同。岑君亦能旁征博引，证明陈氏所论之不尽确当，可见其善于读书。余因向未治此段历史，对于史料尚不熟悉，更谈不到大量占有史料，但终觉陈氏立论多从大处着眼，就此一节论之，似胜岑氏一着。余昨言陈氏亦如岑氏，偏于专而短于通，可谓一言不智，唐突名贤（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