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述“我国为贤者讳的旧传统思想”，正是其40年代所撰《唐方镇年表正补》中已然予以批评的问题（11）。就岑仲勉而言，其一生治学极反感此类“为贤者讳”的学术乡愿，尝言“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12），故其平生与并时学者多有批评往还。如1935年2月与向达关于《〈佛游天竺记〉考释》一书的论辩，1947年12月与李嘉言围绕《贾岛年谱》的论辩等等。因此，尽管《隋唐史》“考据异同、辨别真伪”的例子很多，广泛涉及对蓝文征、缪凤林等诸多学人之批评讨论，但其批评显非出于党派意气抑或文人固态，而究属一种纯正学术之探讨应无可疑。
    然而可以指出的是，尽管岑著以“宁繁毋简”而对“各家意见不同的”均有所批评和讨论，但全书攻驳最多者则属陈寅恪。初读之下，往往会让人以为此书专为论检陈氏之失而作，以致金毓黻于上世纪50年代初读岑著，即留下“若岑氏则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的印象（13）。
    《隋唐史》分隋史十九节，唐史六十八节，批驳陈寅恪者，涉及隋史三节，唐史二十一节，后者比重几占唐史专题篇目三分之一。总计二者，约有七、八十处，多就陈寅恪“唐史三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具体论点而发，主要集中于牛李党争与中唐政制、李唐氏族及“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及隋唐典制渊源等三大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三大问题其实际涵盖面已然涉及隋唐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史学研究的诸多侧面，堪称具有主导思路性质的唐史研究课题。因而某种程度上来说，岑仲勉与陈寅恪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意味着二者隋唐史研究整体思路和学术关注点的差异；或者说，论析二者有关此三问题的具体意见分歧，其实亦可视为讨论二者隋唐史研究乃至整体治学思路之差异的重要视角。当然，相比较来看，三大问题中，牛李党争、“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说）相对府兵制问题而言，更属一种带有“历史解释框架”性的问题，且现代唐史学界以陈寅恪的观点最为代表（14）。所以，岑仲勉与陈寅恪在此二问题上的分歧更值得重视。
    那么，如果将上述分歧与岑仲勉撰著《隋唐史》之前的学术历程相联系，则可发现如下四方面问题：第一，早在1937年撰写《唐集质疑》时，岑仲勉本赞同陈寅恪关于李唐皇室压制山东甲族大姓之说，至《隋唐史》却转而认为陈说“于论难通”。第二，岑仲勉上述观点的转变与其坚信并着意辩解“李德裕无党”说密切相关。第三，岑仲勉“李德裕无党”说的关注重点，在李德裕其人之人格、功业，与陈寅恪所关注者在有唐一代政局、文化之转移不同。第四，其关注重点的不同，其实正因为研究思路及学术方法存有内在差异。而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着意文献考辨的研究思路及学术意义。
    二、“李德裕无党”说
    “唐室累代其初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15），本是陈寅恪早在1931年所发表之《李唐氏族之推测》（原刊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中已明言，后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一再予以申说的论断。《推测》一文在谈到太宗朝敕撰《氏族志》时即指出：“盖重修晋书所以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敕撰氏族志，虽言以此当时之弊俗，实则专为摧抑中原甲姓之工具。”（16）陈文发表后，以其所论李唐先氏出于胡族一点，曾遭致当日史学界名流朱希祖的批评，朱氏先后撰有《驳李唐为胡姓说》（原载1936年《东方杂志》33卷15号）、《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原载1937年《东方杂志》34卷9号）二文，对陈寅恪之观点予以辩论。而陈寅恪复撰《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原载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4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原载193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二文予以回应。对上述诸文以及陈氏观点，作为学术同道且与陈寅恪略有交谊的岑仲勉应不会陌生（17）。
    1937年冬，岑仲勉随史语所南迁长沙后不久写成《唐集质疑》（后刊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其“韩愈河南河阳人”条有云：“元魏以来，崔、卢、李、郑，山东甲族，太宗崛起，虽尝有意扫荡（旧书六五），而门户之见，卒莫划除。”由紧接其后所述“唐人游宦，往往随地占居……然必举其望而不举其居者，固以别宗支，尤以显门阀也”（18）一语，可知前提“门户之见”之“门户”实即后文之“门第”。故“有意扫荡”一语，可见其对陈寅恪观点本持赞同态度。然而到《隋唐史》中却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然太、高两朝之意，无非禁其贩鬻婚姻，未尝妨其发展，陈寅恪乃谓：“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为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李唐氏族之推测）然陈氏又谓李唐为赵郡冒牌（见前一节），果如此说，则太宗乃推（笔者案：应为摧）抑其冒牌之族，于论难通，则不如缪凤林所辨：“崇尚门第之习，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则压抑摧毁云云，似亦未可概论。”（通史纲要三册一八八页）立论更为明达（19）。
    正如傅乐成评岑氏此语所指出，一方面，李唐皇室对山东甲族的摧抑政策，“其目的只在压低山东旧家之声望，增强皇室之地位；非谓视之共工驩兜，投之四裔而不与同中国也”；另一方面，“太宗摧抑山东旧家为一事，其政策收效不宏为另一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尤不能以唐代宰相出身山东旧家者甚多证明太宗并未压抑山东旧家也”（20）。所以，岑仲勉的这番批评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何以太宗会摧抑其“冒牌之族”，这一点陈寅恪原文已提示--既然李唐皇室先世系谱本出于伪造，在其时特重门第的风气之下，鼎革之后自不能再自乱世系、改回郡望，同时为增重帝室声望计，亦只能摧压包括赵郡李氏在内的所有山东甲姓。故而，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于论难通”亦难成立。实际上，《唐集质疑》所述太宗对旧家“虽尝有意扫荡，门户之见，卒莫划除”一句，其实已经指明，对于政策制定者的唐太宗而言，“门户之见，卒莫划除”只是一种事与愿违而已，其“有意扫荡”之初衷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隋唐史》何以又自违前言？这似乎不得不提到陈氏《推测》一文论旨之所在。陈文末尾提到：“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而高宗继述之，遂成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以是而渐次颓坏毁灭，实古今世局转移升降枢机之所在，其事之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至深且久。”（21）世所熟知，陈寅恪之史学研究最重“种族及文化二问题”，他曾明言“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而魏晋以下世家大族所维系的“政治社会制度风气”的衰落，正是其所关注的最主要的“文化”问题。本于其“近真实而供鉴戒”之治史宗旨（22），陈寅恪遂有此后“唐史三书”之造作。其中，中唐党争问题，正是其此后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李唐一代，太宗所创始的对山东甲姓之抑制政策，直接导致此后高宗武后朝崛起的进士出身的新兴阶层与维系旧日礼法门风的甲姓旧家之间形成对立。尽管陈寅恪也曾指出：“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是，“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可见，陈寅恪对李唐氏族之考辨以及“关中本位政策”说的背后，直接牵涉到近世有关“牛李党争”问题的那一大判断--亦即发自大儒沈曾植而详尽推阐于陈寅恪的那个命题--“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时期分别以牛僧孺、李宗闵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两大集团间的政治纷争。一般以为，这场纷争起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策案，终于宣宗三年（849）李德裕之贬死崖州，贯穿宪、穆、敬、文、武、宣六朝，长达四十余年。旧日史书如《旧唐书·李宗闵传》《通鉴·唐纪》等均从牛、李等人私门恩怨立论，而近人沈曾植始提出“科举门第之争”的问题。陈寅恪正是在沈氏说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阶级两者互不相容……Olgul ApChaGi（23）即从“科举与门第之争”推扩为“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两大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角逐，成为后此学人解释中晚唐政局、文化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