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孙所述，正与陈寅恪的一段话不谋而合。陈寅恪在1935年“晋至唐史”开讲辞中即提到，史料并不是追寻史实的唯一来源。故而他在谈及史学研究所应关注的“材料”问题时，除基本史部典籍、新出史料之外，还特别讲道：
    更有进者，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古人的言论和行事……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研究制度对当时行动的影响，和当时人行动对于制度的影响。
    记录这番话的卞伯耕先生特意加一按语：“先生指出注意研究制度的实际施行情况，此点至为重要。因为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东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条文，必须考察条文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86）很显然，这里所说“制度施行”问题的考察，正是此后《白香山新乐府笺证》讨论“唐世翰林与六典之关系”一节的由来（87），亦是前揭《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所展示的研究思路。而此处所提到的问题，实即强调史料考订固然重要，但这并非研究历史、追寻史实的唯一途径。
    尽管中国自古以来乙部之学发达，历代官私史籍不绝如缕，但是经历水火虫爨以及人为改造，后人所能见到的“历史”永远只能是依史籍所传且并不一定真确的“历史”。
    陈寅恪30年代初在为冯友兰书所做审读报告中即指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侧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时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88）。
    正因为史料本身永远谈不上“完备”，所以史学研究中就不能缺少“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即历史推断不可或缺。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来说，即“由个性之真实求取通性之真实”--“在史中求史识”（89）。然而又因为这种“通性之真实”“史识”必须经历一番“同情之了解”，所以，如何获得这种“同情之了解”殊为重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寅恪强调真正的“史实”--“史识”，仅仅依靠史料，亦即满足于史料记载本身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不同史料之释证、补正、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来“还原”人群生活不同方面的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获得一种“同情之了解”的基本研究语境。亦或正因为此，陈寅恪治史虽也关注史料，也不乏史源追查，但更强调史料背后“历史世界”的考察--比较《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考证记载杨妃入宫问题史料的渊源关系（90），以及《唐史余渖》对武惠妃世系，以及对杨妃诸兄问题的考证（91），即可明了陈寅恪史源追考的特点及与岑仲勉的不同。就此而言，前述梁启超所提出的问题，即如何把“不共相”的史实堆叠为一门有组织的学问，到陈寅恪这里似乎获得了某种解答。
    因此，如果就岑仲勉与陈寅恪之史料考据异同做一初步分别，则岑仲勉更注重“史源追考”，信守类似陈垣所说的“史源不清，浊流靡已”（92）的治史信条，强调对史料来源的源流本末以及其主从轻重关系予以详细考察；而陈寅恪则更强调史料背后的“史识”，即通过对史料记载之“史实”做多层面、多角度透视，“还原”一个有关某段历史的网状全景和发展线索。就此而言，岑仲勉的史料考据更偏重于文献学眼光的考察，而陈寅恪则可谓着重发展了“考据学中的史学体系”（93）。质言之，一偏重文献考据，一偏重历史考据。这可以视为二者治学方法上的基本差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论李杜诗学有云：“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此语或许正可施诸陈、岑二公之考据方法。
    注释：
    ①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原载1936年《东方杂志》33卷15号；《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原载1937年《东方杂志》34卷9号。分别见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225-252、253-2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同学中有以二月三日《北平晨报》上所刊张尔田《与吴雨生论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辩证〉书》为问者。先生为剖析如次：‘孟劬先生（张尔田）为义山专家，然其为此说殊属勉强，实难成立。今不拟答辩，免得使张先生生气。而且与本文论证文饶归葬主旨关系不大。’”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3-2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自1961年5月至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5月4日）、《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6月8日）、《陈云贞〈寄外书〉之谜》（6月29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8月7日）、《有关陈端生的讨论二三事》（10月5日）、《关于陈云贞〈寄外书〉的一项新资料》（10月22日）等六篇文章，1962年1月2日又在《羊城晚报》发表《读了〈绘声阁续稿〉与〈雕菰楼集〉》一文，考论《再生缘》作者、版本诸问题，对陈寅恪之考证多有驳论。详见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第854-9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89-9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⑤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项念东：《陈寅恪与钱穆史学思想之分歧》，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6期。
    ⑥（20）傅乐成：《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收入氏著：《中国史论集》第57、62-6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⑦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岑陈二公隋唐史研究之不同观点专门予以比较研究者，已见二文，观点稍有不同。傅乐成《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中国史论集》第57-63页）一文，从“一李唐先世之籍贯”“二武曌以后将相是否分途”“三唐室是否压抑山东旧族”三个方面，辨析二者观点之分歧。名为比较，实为陈论张本。宋社洪《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亦提出三点做讨论：“一是关陇集团问题”“二是隋唐制度渊源问题”“三是牛李党争问题及其他”，其“余论”部分另略述二氏分歧之由及各自优劣所在。宋文指出，岑陈二氏都承续乾嘉实证学风，“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二者“在编撰目的和体例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有“专”与“通”之别，故而岑著考证细密但乏贯穿主线，陈著立说宏通偶有文献失检，两者既有互补余地，亦为后来学术提出新问题。相对而言，宋文辨析较细，但“余论”仍未出50年代贺昌群、金毓黻等人意见范围。详见后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