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理论。因此，在这里首先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和史学特点作一简要概括，然后再论及有关历史理论的形成。
    先秦、秦汉时期，泛指中国自远古时代至东汉末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分期中包含年代最长远的历史阶段。我们这里所讲的先秦、秦汉时期，主要是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至东汉末年的历史阶段，即包含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时期的历史。一般说来，殷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阶段，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阶段，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阶段①。殷商和西周都曾创造出了它们那个时代的辉煌，而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也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剧烈的动荡时代，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经济、政治变革；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而“百家争鸣”则促成了思想领域的活跃和创新。
    秦、汉皇朝的先后建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从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秦、汉皇朝也都创造了它们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它们实施了不同的政策，其政治局面和历史结局都有很大的区别：秦朝的短祚和两汉的接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迥异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历史形势，直接影响到史学面貌。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所谓源头，一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从而为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二是出现了最早的史官、官文书和宫廷颂诗，其中包含了历史记事的萌芽。三是随着纪年的进步，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四是由于学在官府格局的被突破，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上官修史书和私家著史相辅相成的优良传统。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
    从中国史学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这一形成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先秦史学中若干历史观点的提出和两汉时期史学中历史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从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和不断积累。
    在先秦史学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观点：第一，天与人的关系，包含“天命”与“人事”的作用，“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等。这二者演进的轨迹，一是“天”、“天命”、“天道”所笼罩的神意逐渐被怀疑和轻视；二是“人”、“人事”、“人道”所具有的现实作用逐渐被认识和重视。第二，古与今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古今是否有联系，古今是否在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倒退、循环还是进步，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其演进的轨迹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观点：一是变易；二是看到了变易中的进步；三是具有探讨变易之原因的意识。第三，君主与国家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了君主的类型、君主的职责、君与臣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等。其演进的轨迹亦呈复杂形势：君主地位的提升，国家观念的形成，民本思想的强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史学家的认识继续深入。第四，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对地理条件之差异的最早认识，地理的整体观念及其区划，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与国家政治之关系的观念等。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地理条件的重要；二是国家观念之地理表现形式的思想逐步形成。第五，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夷夏之辨的观念及其含义，夷夏之辨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夷夏之辨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关系等。其演变轨迹也非常复杂：一是从民族本身的差别看待夷夏之辨；二是从文化发展程度看待夷夏之辨，以及这两种观念在对待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上的不同认识及其长久的历史影响。第六，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这里面包含对历史上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原因的探讨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史学家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等。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直接从客观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到通过史书的记载而从中总结历史经验及教训，其中包含着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历史、怎样认识史学，以及通过史学如何去认识历史；二是人们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一般说来，此时还停留在对具体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而把历史鉴戒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还只是个别现象。
    在秦代，史学出现了一个短暂迟滞阶段。而在两汉史学中，史学家们对上述问题都有所涉及，有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不再表现为分散的、个别的认识；在有些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那里，这些认识已表现为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认识，以至于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司马迁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撰述目标而展开的。通观《史记》全书，综合司马迁的撰述目标，其历史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是：
    --质疑“天道”：“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4]（《伯夷列传》）使其与人事进一步区别开来；
    --抨击封禅和祈神活动，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如《封禅书》）；
    --着重于表述人事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如《陈涉世家》等），肯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如《绛侯周勃世家》等），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陈丞相世家》等），注意到普通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
    --提出了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完整认识（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诸表序）；
    --提出了历史变化与社会进步的认识（如《六国年表》序、《商君列传》后论等）；
    --揭示了治乱盛衰转化之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普遍性原则（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提出了历史演进、社会变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朦胧认识（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以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著成《史记》，在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全貌，包含政治、经济、民族、制度、自然环境、各阶层代表人物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价值等，达到了“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如《太史公自序》所论）；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左传》、《国语》已有了人物评价标准的言论，但未成体系。《史记》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其总的原则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4]（《太史公自序》），这些观点还见于各“列传”的后论中带有普遍性认识的议论，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有关小序即有关篇目的撰述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