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这是一个较全面的历史理论体系，具有前无古人的价值和后启来者的作用。以此为标志，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已初步形成。
    此后，这一时期的史学家班固、荀悦对上述历史理论体系各有补充和发展。班固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明确地提出《汉书》撰述目标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6]（卷100下，《叙传下》），即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第二，其《汉书》十志表明作者对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及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如《食货志》称“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地理志》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显示出明确的疆域理念；《艺文志》称“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这些重视历史典籍和文化传承的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示出班固“上下洽通”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特色。第三，《汉书·叙传》的最后几句话表明，班固的《汉书》是要把国家、自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都写出来，显示了作者的整体历史感。荀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六主”、“六臣”论[6]（卷16，《孝昭皇帝纪》），对推动君主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他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分析，认为要考虑到形、势、情三个因素，显然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
    从孔子开阔的民族思想，到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传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史学在民族问题上是从对民族的认识发展到对民族史的认识。这一趋势在先秦史学和两汉史学中都具有突出的特点。中国自秦汉以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学家的上述认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理论问题。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首先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是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门阀地主成为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因此，门阀的特点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7]（P227-228）。二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局面。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从三国鼎立到隋的统一，期间出现了三百七十年的分裂时期。从整体上看，长期多年的纷争不利于全国历史的发展；但从局部来看，为了支撑各个割据皇朝的存在，地方的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最终造成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四是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空前的繁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这一繁荣的两个标志。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诸多成就与丰硕果实，证明隋唐皇朝所统治的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五是这个时期的中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的传入激励着中国僧人西行“求法”，鉴真的东渡日本和日本使臣与留学生大规模来到中国，使印度文化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一则经西域西传中亚，一则东传朝鲜和日本。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是：多途发展；门阀意识；转折创新。具体说来，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呈现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出现多途发展的趋势：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门阀的特点和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隋唐的统一，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史学在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转折与创新的新趋势，而转折又往往同创新相结合。而转折与创新正是唐代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比较中得其大体[8]（P56-57）。关于史学的门阀意识，可以从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谱牒之书、家史、家传以及对于礼书的重视中窥其一斑。关于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可以从通史撰述的兴盛及其撰述中多种形态的出现，从通史的复兴和典制体通史的问世，从君主论、兴亡论、治国论等专书的纷纷面世到历史笔记的萌生等，看到唐代史学生机勃勃的创新势头。这些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性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首先考察第一个方面：
    1.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但“天命”愈来愈成为摆设，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是否定“天命”的史学家、思想家。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非国语》不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9]（P453-454），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邵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
    2.古今关系仍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不是“法先王”、“法后王”或言必称三代一类的辩难，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样的认识。如关于政治建置，是分封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分封？其原因何在？从三国时期到唐代中期，人们有热烈的争论。又如关于人心风俗问题，是人们的本性越来越“浇讹”呢，还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应采取教化政策？再如关于华夏、夷狄的差别，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时空中有所变化而形成的差异？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3.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0]（P453-454）的古老意识的基础上，怎样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国家职能？《周礼》、历代官制实质上都触及了这个问题，而杜佑《通典》的问世，极明确地、合乎逻辑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极为重要的成就。
    4.怎样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从陈寿《三国志》到唐修八史，史学家是怎样继承司马迁撰写民族传记的传统的？他们的认识、理论有何异同？总的趋势如何？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根据何在？唐人撰写《晋书·载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从十六国到唐代，史学家们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在史书中反映出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的？范晔、刘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都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精辟见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5.君主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悦等都有所议论，而《史记》多有精辟论断。这一时期，关于君主的评论，在正史帝纪中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汉书》、《隋书》帝纪后论堪称代表作。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君主论已发展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说，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按：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后者如唐太宗的《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