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关于正朔之论。制定正朔同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它也同政治统治有关。因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确定正朔。随着历史的演进，制定正朔便成了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同义语了。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从历史理论来看，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在于华夷之别的问题，其隐藏的深层含义乃是政治统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这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后，宋代以下正统论及相关论点都属于这种性质。
    7.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司马迁把西汉辖境划分为几个各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分别有所论述，反映了其区域经济思想因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对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多有关注，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地理部、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杜佑的《通典·州郡典》等，都包含着有代表性的理论认识。大致说来，地理条件影响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习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8.兴亡论和治国论的展开。兴亡论和治国论之所以成为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于后世之最重要者在于治国安邦，即从历史上的兴亡之论返回到现实中的求兴而避亡、求治而避乱的实践，故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前一个时期，贾谊的《过秦论》经司马迁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陆贾的《新语》，也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称道而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关于兴亡和治国的讨论有较全面的展开。以正史为例，范晔《后汉书》中帝纪后论、相关类传的序与论，不仅对东汉兴亡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有些认识具有一定的普遍的理论意义。唐初史家所修《晋书》、《隋书》，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其中，魏徵的史论以及他的多次上疏，都是关于兴亡之论、治国安邦之论的精彩篇章。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李德裕的《三国兴亡论》等，也不失为名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盛唐时期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此书十卷四十篇，详述唐太宗及其大臣们论为政得失之故、议长治久安之策，其君臣之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一部“贞观之治”的历史画卷，而且是一部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关于治国安邦的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此有关的还有中唐时期的学人赵蕤撰写的《长短经》，这也是一部以历史内容为主的专书，旨在经世济用，自应在历史理论考察的范围之内。
    9.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理论和方法。《后汉书》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并善于作综合概括，提出理论性的认识。《隋书》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强调历史人物和时势的关系，认为时势造就了杰出人物。中唐以至晚唐，史家关注以何种标准采集人物传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值得全面阐释的是南朝刘邵的《人物志》，这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关于如何评论人物的理论著作。
    其次，考察第二个方面：
    这个时期提出了什么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呢？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十分重要：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天下一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海内一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观念。三国鼎立时期，政治家们追求的是政治统一；陈寿撰《三国志》，是把三国的历史写在同一部史书中；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其视野所及是全国的疆域，有的地方甚至涉及境外；隋唐之际的李大师早已不满于以南北分割的观念撰写史书，李延寿继承父志，写出了南、北互见的《南史》、《北史》；唐人撰《晋书》，除民族问题外，也有写出完全意义上的两晋历史的目的。凡此都是“大一统”思想的具体反映。隋唐时期，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称说“天下一家”，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对其作深入的考察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在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已有了一些这方面的认识，而这个时期的柳宗元撰写的《封建论》，是更具有实际内容的天才猜想，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再者，考察第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发展阶段的标志是什么？如果说司马迁、班固的史论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形成的话，那么，杜佑、柳宗元的史论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司马迁、班固以其完整的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那么，杜佑、柳宗元则以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所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举例来说，杜佑论地理环境与华夷关系，论古今关系与华夷之别，论食货为国家职能之首及各部门职能之逻辑关系，论风俗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是历史理论领域的新发展。柳宗元论天人关系，论“封建”与“郡县”之建置的优劣及“势”的作用，论国家起源，论“圣人之意”与“生人之意”的根本性差别等，也都达到了当时人们认识的新高度。在历史理论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上，杜佑、柳宗元的史论作为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
    依照前例，我们首先对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作一概括。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的时期。在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先有五代和十国的分立，继而有辽、西夏、金和两宋的和战，后有元的大统一。这个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两个重要标志。
    前一个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北宋和南宋时期，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元统一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明朝的建立和灭亡，以及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的重大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其地位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因仍依附于旧有势力而得不到应有的正常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期萌生较多。清初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所发展。
    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对外关系明显地逆转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16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相继而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反击，成为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7]（P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