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史学界中，有人根本无视西欧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西欧封建早期有关问题的论断，看做是他们对世界各国相应历史阶段的共有现象和一般规律的指示，造成了世界中世纪史学研究理论上的混乱。因此，探讨这一时期西欧历史发展的特点和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对我们完整地、系统地领会经典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揭示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会有所裨益的。
    一、关于蛮族的侵入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①。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只是西罗马帝国领域范围内的历史。可是，有人却认为蛮族的侵入“不仅在粉碎罗马帝国时是一支决定性力量，古代东方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奴隶占有制社会也是由于反抗奴隶制的自由部落的进攻而遭到灭亡的”②，它们“统统是通过其他更强有力社会的暴力征服，即是通过从外部打击的方法进行的”③。有本《世界通史》还列出专章来论述“部落联盟及其在奴隶制崩溃中的历史作用”，把公元三世纪前后亚洲的匈奴人、柔然人、{K50419.JPG}哒人和东欧的斯拉夫人的迁徒征掠，比附于进入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说什么“蛮族入侵到处造成奴隶制关系的解体。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相反地，它是奴隶制发展的基本特征的必然产物”④。
    这种把蛮族的入侵和奴隶制国家独立的丧失作为奴隶占有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必然现象的论点，是经不起历史实际的检验的。
    处在同样历史阶段的中国、朝鲜、日本、伊朗、拜占廷等广大地区的国家，并没有丧失国家独立，就发展到封建社会，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印度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虽曾遭到{K50419.JPG}哒人的侵入和征服，但{K50419.JPG}哒人之在印度，根本不同于日耳曼人之在西罗马。第一，{K50419.JPG}哒人的进入印度，纯粹是侵略性质，印度人民把它当作极大的灾难。在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中，印度人把{K50419.JPG}哒首领头罗曼及其继承者摩醯逻矩罗称做凶神恶煞，人们远远望见一群群嗜吃人肉的老鹰飞来，就知道{K50419.JPG}哒人的军队即将来到，避之唯恐不及。而日耳曼人部队所到之处，却受到西罗马被压迫奴役的人们，特别是原属日耳曼族的奴隶、隶农的欢迎。第二，{K50419.JPG}哒人侵占印度的时间短，所侵占的只是印度的部分地区，其统治又很不巩固。在印度人正义抗击下，很快就全部被赶了出去。它和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普遍建立统治的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印度是经过剧烈的社会内部的变革，才完成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虽然这个问题，细节上我们还不怎么清楚，但它同{K50419.JPG}哒人的侵入无关，是可以肯定的。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原来由刹利种姓掌握政权的波理夜{K50420.JPG}罗国、羯若鞠阇国、秣底补罗国、信度国等，到七世纪时，统治权落入出身吠舍、戍陀罗种姓的人手中。著名的戒日王，原先也属吠舍种姓，可见一斑⑤。
    几乎在{K50419.JPG}哒人侵入印度同时，伊朗爆发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马资达克运动。国王卡瓦德被贵族赶走，投附于{K50419.JPG}哒人。{K50419.JPG}哒人支持卡瓦德重登王位。卡瓦德纠集反动势力，血腥镇压了起义。到六世纪六十年代，{K50419.JPG}哒在伊朗与突厥夹攻下灭亡。
    诚然，西欧封建制度是从西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和日耳曼征服者的原始公社制解体的两个过程交互错综影响下产生的。在这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般过程，夹杂着蛮族入侵这一特殊情况。不能把这种特殊现象，扩大为世界性的普遍事例，视做必然规律。况且，即使在西罗马帝国，蛮族入侵也并非奴隶制崩溃的决定力量。
    公元纪元前后，罗马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以小规模经营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的水平⑥。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支配下，罗马社会内部出现了封建因素的萌芽。可是，若不经过决定性的社会变革，不摧毁或改变奴隶社会上层建筑，新的生产关系就不能顺利发展。在罗马，自二世纪末起，随着奴隶制全面危机的到来，开始了这种社会变革过程。自此而后，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等奴隶、隶农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起义，连续地、局部地而又反复地从根本上动摇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奴隶、隶农起义是摧毁罗马奴隶制帝国，完成根本变革的决定因素。
    蛮族侵犯罗马国家，并非一开始就很顺当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克尔特部落就曾侵入意大利北部，洗劫过罗马。后来，他们被击溃了，散布于山内高卢、山外高卢、西班牙等地，并渐次被罗马化。共和晚期，日耳曼部落的森布里人等，不断侵袭过罗马的西北边界，结果被罗马军队击退。自凯撒执政时起，罗马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与来犯的蛮族部落长期相持，由于那时罗马国力尚盛，先后挡住了蛮族的冲击。
    直到公元四世纪以后，帝国北界各族才能以不可遏止之势，冲破帝国北部边防，泛滥到西欧和北非。发生这种显著变化的基因在于此时罗马国家威力已被奴隶社会内在矛盾，被奴隶、隶农的反复起义所动摇，使得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无力，毫无生气，蛮族的入侵才具有致命的危险性，那时候，罗马的下层人民都把野蛮人视为救星。人数不多的蛮族入侵者，才能在整个帝国境内横冲直撞。这些日耳曼征服者给了帝国统治最后一击，对于加速奴隶制政权的解体，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力量。
    历史上，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的野蛮人，侵入与征服奴隶制经济业已发展地区的事例多得很，却并未“到处造成奴隶制关系的解体”。如公元前十八世纪末，喜克索斯入侵人中王国的埃及一百多年。加喜特人自公元前一五一八年起，侵入和统治两河流域达三百多年。波斯人于公元前五五○年推翻了米堤王国的统治，建立起强大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等等，它们并没有能超越奴隶社会，仍是建立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所“发生的仅仅是中心的转移”。日耳曼人之所以能够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关键是受到征服地区业已存在的产生封建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决定性影响。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之取代奴隶社会，归根结底是由于奴隶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和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推动，它与是否被野蛮部落征服并无“必然”联系。
    蛮族入侵只是西欧历史的特殊情况，给西欧封建早期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