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希特勒上台的人往往想探寻到其中的某种“秘密”，其实，从我们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希特勒能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希特勒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简称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20年纳粹党成立时党员不过数十人，1923年啤酒店暴动时已达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七人，暴动失败后的1924年下降到一万五千人，1925年底为二万七千人，1926年3 月为三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人，1928年10月扩大到十万人，1929年9月十五万人，1930年9月三十万人，而到1932年3月，党员已破一百万，1933年1月，一百四十万。当权后党员数的增加更不待言了。①在国会选举中，情况也是如此。1928年5月20日的选举，纳粹党在全部三千一百万选票中仅获八十一万票，在国会四百九十一个议席中只占区区十二个席位，而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甚至使纳粹党自己也大吃一惊，居然获得六百四十万九千六百张选票，占总选票的18.3％，一百零七个议席，而希特勒事先计划努力要争得的是五十个议席。纳粹党在国会中从第九位一跃而为第二大党，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纳粹党大胜， 共得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票，占全部选票的37.7％，在国会中取得二百三十席，虽然占63％的德国人还是反对纳粹党上台，但纳粹党已轻而易举地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到这年的11月6日的新国会选举时，纳粹的狂澜第一次出现退潮，但仍获得一千一百多万张选票和一百九十六个席位。②
    考察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这种进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希特勒个人，不在于他有如簧之舌的蛊惑才能和玩弄诡计、炮制弥天大谎的特殊天赋，不在于他有顽固的、一贯遵循的“世界观”，③而在于说明，为什么德国当时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群涌向他？这些人的社会成份究竟是什么？
    魏玛共和国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十一月革命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民主选举权和比例选举制，也给其他“温和派”资产阶级政党带来了代议制政体。但是共和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两大包袱：它取代了君主体制但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在经济上和其他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触动旧的德国，这就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当成是“革命的叛徒”而加以坚决的反对；同时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承担了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就被极端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而要加以坚决的颠覆。战后四年中出现的巨大的革命危机和反革命武装颠覆活动此伏彼起，西方要求德国偿付数千亿马克的惊人赔款以及法国对鲁尔的占领，使共和国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中。
    魏玛共和国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乃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民主的”、天主教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的一种广泛联盟。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被人们看成是“温和的中等政党”，而社会民主党也被人们看成是“温和的工人政党”。它们联盟的使命主要用来维护旧德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及其统治力量。大容克和大资产阶级（或称为“工业界”，“垄断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冲击下暂时放弃了政治统治而竭力保存社会统治。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共和国；“国中之国”的陆军也不接受。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拥有大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而且实际上用来资助败坏和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和报纸，企图恢复战前的那种君主政体统治。实际上，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勉强存在，不过是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受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无产阶级（受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之间力量的斗争处于一种暂时的势均力敌的境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同样情况，资产阶级也是处于分裂状态。双方力量的消长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存在，而决定力量消长的重要因素，乃是德国的“中等阶级”--职员、官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农民等的动向。
    1923年战后危机高潮时刻，德国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这年1 月法国占领鲁尔的一天，马克跌到18000∶1美元，到11月，再跌到40亿∶1美元， 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并不知道，大工业家、大金融家、大地主在这场灾难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多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了。“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④然后开始演出他的“向柏林进军”的丑剧--慕尼黑啤酒店武装暴动。然而此时希特勒党的羽毛还不够丰满，它既没有太多的追随者，也没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放在眼里。换句话说，共和国当时还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支持。1923年以工农业商品储备空虚，流动资金极端缺乏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使垄断阶级大发横财：他们在这一时期从国家银行得到数十亿金马克的贷款和补助金，马克的迅速贬值使清还债款有名无实。他们利用通货膨胀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剥夺小存款户的大量储蓄，利用中小企业的经济困难，廉价收购它们的股票或直接吞并它们。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批投机性的规模庞大的新康采恩和卡特尔。容克地主和富农利用实际已毫无价值的纸马克，清偿了对银行和政府的数达一百八十亿马克的巨额债务。所以掌握德国经济实权的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在经济混乱中得到了极大好处，他们此刻还不需要希特勒。啤酒店暴动失败了。
    然而，希特勒却从失败中悟出一点，乃是不能通过武力去夺取台上统治者的权力，而是只有与他们合作才能取得政权。他从1925年起所采取的策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捏着鼻子走进国会”，⑤利用共和国宪法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争取政权，然后铲除共和国。
    1924年后的魏玛共和国，虽然经济上开始趋向“恢复”乃至某种“繁荣”，但其基础主要依赖于从美国挪借的外债和对外贸易，得利者主要是工业界--大资产阶级，而政治局面却一直极不稳定。社会的四分五裂、政党的纷争、激烈的阶级斗争、持续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冲突，使国内所有阶级都没有一种安全感，其中对重新获得生活保证要求最强烈的是中等阶级。一方面他们对于共和国各执政党的不兑现的廉价许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害怕因夹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而被激烈的斗争所碾碎--害怕他们的社会地位下滑（滑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和牺牲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在一种“超越所有政党的政党”中寻求出路。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是标榜这样一个“人民的集成党”，他的蛊惑宣传和广泛的许诺，使他似乎成了民族的失望和恐慌的救星。当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象大火一样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量中产阶级和失业工人开始涌向希特勒，希图从他那里得到“解脱”的满足和“安全”的保障。这场经济危机对德国是致命性的，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失业登记人数突破六百万大关。⑥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转而支持纳粹党。为什么？因为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有与1923年危机不同之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危机造成了世界市场容量的缩小，给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都带来了影响。德国当时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美、英、法等国，这就决定它无法以“经济兼并”的方式去获取赖以生存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也就构成了德国在解决经济危机时易求助于战争的特点。纳粹党鼓吹战争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成了垄断资本家在危机时刻理想的工具。
    分析一下纳粹党党员的社会成份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党员中妇女很少，1930年占3.6％，1933年占4.1％。但同其他所有政党相比，却有高得不成比例的青年人（1923年党员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几乎50％党员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1930年所有党员中，工人占26.3％，职员24.4％，独立开业者18.9％，官吏7.7％，农民13.2％，其他职员3.4％，领年金者1.9％，大学生1.0％；1933年党员的比例中分别为32.5％，20.6％，17.3％，6.5％，12.5％，3.7％，1.6％和1.2％。⑦整个说来，工人数约占1／3，新中等阶层的官吏和职员约占1／3，其他中等阶层占1／3强。当然不能忽视，这三部份在业者在整个在业者中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工人占德国在业者总数的45.1％，新的中等阶层只占20.2％，而独立劳动者包括领年金者占34.9％，因此，工人参加纳粹党的人数相应地是少得多，主要是无组织的工人，而占相当高比例的“是中等阶层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和在业集团。”⑧同样不能忽视，纳粹党的“群众基础”，在所有非工人阶级政党中有着最高的比例，只有它才是具有同工人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抗衡的力量。再看党的领导层的社会成份：最高领导层中除去戈培尔和莱伊等个别人外，都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一些人来自军官阶层，以前的士兵以及反革命自由军团战士等；在纳粹党的区（Gau）一级领导人中，基本上都未受完中等教育。纳粹党领导层中除少量出身于贵族外，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但接受过士兵的或平民职业的培养和经历过“下层”的生涯，他们并不单纯代表一种确保资产阶级安全的固定利益。这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蛊惑家、流氓惯犯、社会渣滓、反革命的“造反派”和利用群众运动的老手，他们掌握了一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青年，建立了严密的群众性组织，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就使真正统治德国的实权阶层和人物越来越瞩意于纳粹党和它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