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学说”，其核心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是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内有着不同的客观历史内容，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俾斯麦统一德国时期，曾大力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从而在内部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外部显示武力，但当时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却包含着完成国家统一这一历史进步事业的客观内容，而希特勒所鼓吹和煽动的民族主义，却是为了复仇灭犹，重建大德意志帝国和对世界的统治，为此目的在内部建立起独裁恐怖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是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形式所以能够确立，既同帝国主义有紧密的联系，也同封建主义有紧密的联系。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都具有封建的特征。法西斯主义可以同金融资本发达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同金融资本并不发达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德国纳粹党是否像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所说的是“超阶级的党”，或者是“中等阶级的政党”？（30）它的专政是不是具有阶级性？对前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对后者则是肯定的。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定德国纳粹党专政的阶级实质。
    第一、历史的承继性。这里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延续、残留和保存下来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不是德国“历史的中断”，而是威廉帝国的一脉相承。这从当权人物的政治意图、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思想意识与文化等方面可以得见。第二帝国的权势人物，包括工业界、容克大地主、军队和文职官员中的领袖人物，为保卫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反对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社会力量而制定的国内政策，都具有承继性。纳粹主义正是从残存的权势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中获得其原动力的。德国在威廉二世时代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获得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和世界强权地位，其根源就在于帝国“新兴的”社会力量--容克资产阶级，德国帝国主义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些权势人物广泛一致的要求。这些目的显然就是通向纳粹帝国获取“生存空间”政策（31）的桥梁。1933年后希特勒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就是受到旧社会权势人物和除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外的几乎所有阶层的支持，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承继性的另一条线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纳粹的思想意识同第一世界大战前二十多年统治德国的政治思潮基本一致，但由于战败和革命的后果，这种帝国主义思潮变得更为广泛。纳粹思想的基本成份是威廉时代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同样被纳粹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反对犹太人；把德意志民族捧得高于一切；把战争美化为人类阅历的顶峰。正是这些线把第三帝国同第二帝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帝国是第二帝国更为恶性的发展。
    第二、政策。纳粹的政策，究竟对谁有利？这是判定纳粹专政阶级实质的主要依据。纳粹上台后总的政策是扩充军备，建立战争经济。这一政策制约着国家的各个方面，在1936年开始执行的“四年计划”中看得尤为清楚。在这以前，纳粹政权采取一种有力的国家经济活动，创行所谓“国家就业”的办法来对付失业，但在采取措施中尽量“安抚”德国经济界领导人，照顾他们的经济利益。1933年6月1日政府的第一号减少失业文告宣告拨款十亿马克，“对失业发动强大的和广泛的攻势”，具体的做法乃是，兴建大量使用人力的公共劳动项目，像修建公路和高速公路，建造营房和机场等；规定在国家投资的劳动项目中，除了绝对必要，不得使用机器；凡领取“婚姻贷款”的妇女须“从劳动力市场上排除出去”；人为扩充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1935年6月26日起开始实行男女青年六个月的义务劳动；（32）此外，1935年3月16日发布重建国防军令，1936年8月24日把原服役期一年延长为两年。（33）德国的劳动失业人数，由于世界经济的普遍复苏，加上这些“反失业”措施，从纳粹上台时的六百万降为1933年底的四百八十万四千，1934年降为二百五十二万九千，1936年一百五十九万三千，到战争前夜已完全“消失”。（34）被希特勒政权大肆鼓吹的“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的劳动强制，是对工人阶级实行加紧控制和向军事经济过渡的措施。在这当中，私人经济界取得了资助和某些投资项目的减税优惠，而工人被迫去干低于法定工资的劳动，否则就得受剥夺失业救济金的惩罚。工人的周工资在1932年第四季度是二十二点六马克，在1935年的第二季度是二十三点八一马克，或者说工资增长了6.9％， 而同时期食品价格上涨了13％，这还是纳粹的“德国劳动阵线”统计的材料。因此，当工人们在大地上从事笨重的劳动，而在劳动场周围插着“感谢元首赐予工作”的标牌，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另一方面，纳粹政权力图建立一种国家保护主义经济，尽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市场，而形成一种“自立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种经济便于国家和大资本家、大地主垄断国民经济和国内市场。国家银行总裁，1934-1936年的国家经济部长沙赫特发展了一套特别的“财政体制”，用来筹措秘密重新武装的经费。他宣布停付国内外的所有债款；只对一部分“景气赢利”的资本企业实行优惠，而对中小企业则提高税收；通过发行“贸易期票”的办法，力图把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所有“支付手段”都集中到国家手中。（35）一种称为“MEFO”的期票）“金属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期票”）是由四家军备康采恩建立的假公司发行的，国家声明予以承兑，国家银行承担贴现，五年后归还。1938年这类期票达到最高额，为一百二十亿马克。国家“集资”的道路还不止此一途。1935年起发行的短期国家公债十五亿马克，长期公债到1938年数达八十亿马克，国家全部负债从1933年的一百二十九亿提高到1938年三百一十五亿马克。尽管国家的税收随着景气的增加而增加，但国家的预算赤字从1933年的二十四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一百零五亿马克。（36）国家手中如此大量的金钱用到哪里去了？扩充军备。仅MEFO 期票一项大约就支付了1／5的军事开支。德国军备费用的开支在战前年代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而对民用的国家开支，像建筑住宅一类，尽量压缩。据统计，国家的军备开支，1928年为八亿马克，1932年为六亿，1933年为七亿，1934年已达到三十三亿，1935年五十二亿，1936年九十亿，1937年一百零九亿，1938年一百五十五亿；而其他开支相应为九十五亿，五十亿，五十六亿，五十九亿，七十三亿，七十九亿，九十五亿，一百零七亿，其中住房建筑从1928年的十三亿降到1933年的一点八亿，1938年仅为二点五亿。到1938年，军备开支已超过民用开支的50％。（37）这种为“超强度扩军备战”而实行的国家赤字经济和负债开支甚至超出了沙赫特所希望的界限。沙赫特也是坚决主张把“重新武装德国”作为“民族修正政策”的主要部份，他希望一面是创造高额的国家集资，另一面是把价格和工资冻结在1932年大致的水平，以保持经济的某种倾斜的“平衡”。这种主张依然满足不了希特勒的要求。1936年和1938年，沙赫特被相继解除经济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职务，由冯克继任。冯克上台后宣布，国家不再保证“MEFO”期票的兑换，期票改为长期定息的国家债券。冯克领导下的国家银行，提供元首所希望的任何高额贷款。大量印刷纸币开始了，向前发展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消除了国家的债务，受到剥夺的是中产阶级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