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裔编年表》也是运用普遍史观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年表体史书。编纂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中国学者李凤苞、严良勋三人,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译介。该书记事起自公元前2349年,下迄公元1862年,将中西历史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叙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四裔编年表》依照四裔之不同,排列为四个年表加以反映。最高一栏首列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对应以西历标注。胡兆鸾评论该书“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20)由此可见,《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21)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契合普遍历史的诉求,能够将同一时空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国不同的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等置于整体史的叙述框架,改变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有助于解读世界各国历史事件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和合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思维,激发出中国人基于线性时间观念而产生的对于理性、进步以及未来的思考,无疑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进步、进化的观念,而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客观上为其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四裔编年表》在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并列呈现,为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提供可能。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传统中国史书所不具有的宏大叙事的路径。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其压缩和转变需将世界历史进程以“文本”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与重构于当下,并将重构的结果与中国的历史和国运连为一体,进而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再现于万国的历史中来加以评断。这样的压缩和转变意义在于“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22)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的重要转换,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基本上为循环史观服务,而《四裔编年表》采用的中西纪年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的传记作品中所采纳的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23)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即有这种世界时间的尝试。(24)这种“世界背景”的创设,隐喻着新时间观念的开启,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25)从这个意义上说,《四裔编年表》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孕育着历史编纂的“现代性”。新史学时期中国史家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
    1882年,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1841-1913)编纂的《万国通鉴》,对于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西方划分时代的编纂思想和将“东方国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中,由此来激扬普遍历史的情怀。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以基督教神学普世史观念划分历史时期,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其价值在于彰显分时代编纂的观念。(26)《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将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教学记录和分析,并采用统一的纪年法,将东西历史编年融合,并附录有关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揭示了作者对于统一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诉求。“东方国度”虽只有一卷,却颇令人玩味,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史书编纂没有“近世代”的意识有关,亦有可能与谢卫楼对东方世界历史不熟悉,故只能将东方世界历史置于皇朝历史编年中。为了契合《万国通鉴》普遍历史的编纂要求,编者还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编纂形式来呼应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记录。
    在来华传教士之中,李提摩太对西方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将理性普遍史观与进化论相结合、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并谋求崭新的历史叙事的模式,体现了用普遍历史观念形塑历史文本的努力。《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著共24卷,卷下分节,是卷节体著作,为后来输入中国的章节体史书的过渡形式。书中叙述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该书出版之时,正处于欧洲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马肯西(原作者)解读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基于进化论的立场,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李提摩太等人翻译该作品时候,进一步将19世纪西方世界的进化史与中国史学经世史观会通,旨在让晚清当局了解世界进程,告诫当局如果学习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自强,“救国还是有希望的”。(27)《泰西新史揽要》译作在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也作了有益的尝试。《泰西新史揽要》原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各国形势。在翻译的文本转换中,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28)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译者会通中西史学,以理性普遍史观对时空观念的要求重构历史编纂,这种有益的尝试在《泰》译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节点,烛照百年之前的兴衰,寻找因果嬗变之迹,解读19世纪西方历史的变动,成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要义”,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基于文本转换的需要,《泰》译本更加重视历史叙事自身的解释力,吸收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褒贬功能,赋予历史叙事丰满的解释力,使译作颇有中国传统史传的韵味。这种改写立于普遍历史的因果关系诉求虽在译本的历史叙事策略方面有模式化之嫌,但确为传播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29)这也确是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之意义所在。(30)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对中国史书编纂近代化有重要影响。清末倾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本书,如梁启超、宋恕、王照等人对该书都有评析。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中将《万国史记》列为首篇,并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31)宋恕也指出:“(该书)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32)强调该书对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但对该书“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不甚满意,他说:“《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33)而这正是该书在编纂体例接纳西史的表现;不但如此,该书还仿西史分时代的编纂观念,将上古、中古、近古作为划分时代的名称,“乃论西史以分三古以为序”。(34)该书还将进步观念引入:“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在这里,欧洲历史被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并将东洋历史置于“普遍历史”的模式中,以东亚人的历史观来疏解世界历史。
    1886年,那珂通世编纂的《支那通史》,也是用分时编纂观念和章节体撰写中国历史的名作,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深受学界好评,该书全用汉文编纂,史料征引广泛,中西书籍兼采,特别是该书改变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采用西方章节体形式,分上世、中世、近世来记载中国历史的变动,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编纂模式,并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依此阐明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
    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吸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于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关于纪年,西方史学主张公历纪年,中国传统史学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梁启超认为,“当采用何者”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紧要之问题”。梁氏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孔子纪年,认为“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但这似乎与新史学时期不少史家所采用的以公历纪年为主有冲突,故梁氏自己在纪年方式上也有踌躇,他也试图修正自己,“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35)关于分时编纂观念,梁氏对于传统皇朝史学编纂方式不满,故主张吸收西方划分时代的观念。但他又认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编纂历史稍嫌“武断”,“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而大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36)也就是说他基本接受了西方三时代编纂观念,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37)但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梁氏往往会突破三时代观念,比如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候,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学术发展自身的脉络等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38)杜赞奇对此也有定评:“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39)无疑,梁氏的分时代编纂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分期观念,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兴味,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依照分时编纂观念,在中国史学领域来构建新的世界史视野,并将西方普世史学的历史意识熔铸在自己的撰述中。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它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注重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编纂思想,借鉴西方的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40)梁启超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历史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对于历史的线性和进化的叙事模式极力推崇,由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普世历史观念和价值。(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