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60)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杨匏安研究文选》,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6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3页。
    (62)杨匏安写道:“由三世纪到五世纪这几百年中,帝国日益衰微崩溃,广大的群众破产贫穷,城市空虚,商业与工艺生产低落,农业也被破坏,于是经济倒退,从商品经济转回自然经济了。”(《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63)“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倡‘新史学’到20年代的顾颉刚,他们都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新史学’都过于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忽视了提出一套‘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史学理论'”。([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64)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这种关于历史时代的崭新观念也改变了史学的范围:它将注意力聚焦于制约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当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在史学家的关注之中获得首要地位的时候,建立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历史解释,就让位于根据历史进程自身的对历史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解释只有在它能够考虑这些基本的进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他们在一连串的动态相连的整体中来看待历史”。([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5)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66)[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67)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政治动机,尽管曾经遭到滥用,同样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态度的一个来源。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却集中于前者——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僵硬的政治目标的从属地位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贡献”。([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8)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他们认为:像传统史学那样简单地确定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再依时间的和(或)空间的维度整理它们,以期达至历史的真实,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对于与一个历史现象的解释相关的不同事实的相对意义的考察同样是必须的。实际上,他们引入中国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事实选择以及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本文刊于《人文杂志》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