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接受“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思想进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遍历史所提供的共同叙述形式,中国历史的编纂只能停留在正统史观和皇朝史的叙述中。梁启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得益于普遍历史观念的浇灌。梁氏认为地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空间场域,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42)由此建构其疆域观。梁启超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识,(43)正是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为依据,梁氏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44)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他的民族国家理论,即中国国家空间疆域依照西北—东南边疆,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与当时的新民观念和民族精神结合,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1922年,梁启超将《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势的核心位置,以历史演变和发展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45)由上可见,梁氏的民族国家是在普遍历史观念和进化史观的激发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疏离后,对历史的理性探究而产生的成果。对此,杜赞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46)表明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历史编纂的重要变革。这种民族国家的编纂模式对中国史学编纂产生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并依凭欧洲历史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史,来形塑中国语境的历史编纂模式。
    梁启超还体味到普遍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念,他认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是“息息相通的,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那全人类的历史亦为整个的”。(47)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考察人类进化的真相:“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48)他从因果律出发,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49)由此提出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50)“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51)因此,梁启超提出研究人类历史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整体意识,这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中国化况有深味。
    此外,20世纪初年新史学时期,关于“普遍历史”的建构和表达,在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夏曾佑等人的史著和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转型影响可以说至深且剧。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方式的变革,是中国史学接纳西方历史编纂观念的关键环节,在时空维度、历史观、编纂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其意义不容低估。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思潮,即使是史料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一定程度采用唯物史观来治史:“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52)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赋予思想界、史学家解释中国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正如何伟亚所阐释的,它运用“西方”新话语来诠释和分析中国的“落后”,它“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53)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轨道中,试图以西方普世历史经验来阐释中国历史演进的“正当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形态理论等唯物史观,来重绘中国历史时间表,据此将中国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使得中国历史变成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被认可、被理解。唯物史观的输入及其中国化,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新颖的历史哲学,供给我们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在检视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也不难发现它具有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魅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叙事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需要搬用欧洲的模式和经验,这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恰如双刃剑,需要警惕和检讨。
    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历史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对历史规律思辨认识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时期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文明史观念等“公理”“公例”的突破和消解,对此德里克做了深刻的解读,“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54)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的根本理法”,(55)唯物史观的普遍历史观念,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寻找“历史的根本理法”,以赋予历史学“普遍历史”的属性,即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考证历史史实,更在于“历史的根本理法”。以“历史的根本理法”为路径,李大钊认为,以经济现象来梳理和解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并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56)李大钊还用整体史观和进步观来表征唯物史观的价值,(57)他对唯物史观的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价值,是对新史学历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也更为重大,它改变了历史编纂的路径、动力和范围,展现出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思辨。对此,德里克从政治及历史概念角度体认唯物史观编纂的价值颇具洞见,(58)揭示了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编纂历史的价值。由上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中,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起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叙事模式,该范式表现在它批判性地处理史学编纂问题的暗示,以一种视历史为一自主领域的现世的历史观取代儒家的历史幻象。
    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贡献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编纂《西洋史要》,该书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是较早用唯物史观编纂的西洋通史。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又说,唯物史观以社会经济现象梳理社会历史,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工具,以此作为构建通史的基础。(59)《西洋史要》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下讫共产国际。全书共18章,内容详实,它最突出的编纂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撰历史的范例。(60)该书坚持整体史观和经济史观来梳理和解释西洋历史,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行系统而连贯的分析。在探究历史发展深层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1)杨匏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解释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变动。例如在分析西欧奴隶制度衰落的原因时,杨匏安即从经济出发,依此来解释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政治组织等变动。(62)由此得出奴隶制度最终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变动。在分析封建制度时,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疏解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正如有学者评论的,(63)杨匏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吸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为通史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唯物史观所撰写的通史名作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这些通史名作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与杨氏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历史解释、内容充实和语言表述方面要更胜一筹。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郭沫若,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他著作中谈到了后两个阶段,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划分时代的标准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64)郭沫若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突破以往的分时代编纂观念,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种崭新的历史时间表。在具体的论证中,以马克思主义五种形态理论突出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并据此来建构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在郭沫若的日记中,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历史哲学誉为“唯物史观的公式”,(65)并依据此公式来编纂中国历史分期表,提出了“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具有独特价值的编纂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确定他的普世化叙事,由此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最终是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是,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66)对此德里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和评判。(67)相比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导或压迫,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等问题上,展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解释当时的变革的社会维度中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它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68)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