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世纪起，囤积投机犯罪就被视为是抑制贸易的严重违法行为而遭到打击：
    随着13世纪商业的发展，他们(指政府，笔者注)感到自己有责任去管理各种经济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人私利往往会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国家进行管理的普遍指导原则是，只能按公平或合理价格进行支付，只有质量优良和合于度量衡标准的商品才能出售。大多数的法令和法规，是为了防止通常出现于某些特殊商品上的特殊形式的欺诈手段……影响最深远的是禁止囤积、独占和投机的综合法规。(32)
    其中，打击粮食投机行为是中古欧洲各国的一贯政策。奇波拉曾指出：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各国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粮商组成的集团或协会。粮商的组织在十二世纪的帕维亚遭到禁止，十五世纪布列塔尼的公爵们一再重申同样的禁令。怀着同样目的，英格兰爱德华三世在全国开放了粮食的零售商业；中间人以及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的投机行为到处都受禁止，必需粮食的出售限定于在公共市场上公开进行。(33)
    到了近代早期，这种中世纪的立法思想并未消失，还继续对当时的经济立法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虽然和近代早期的立法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认为，“再没有比一个管理不善而混乱的贸易对一个管理良好的国家危害更大的东西了”。(34)所以，他们都主张维持公正的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禁止商人投机和囤积居奇。
    三
    就其出发点和客观后果来看，英国商业投机的国家治理措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首先，近代英国政府打击商品囤积、抑制商业投机、控制物价的国家行为，有助于保障劳工的基本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下层民众和穷人的利益，减轻了社会贫困阶层的负担。当时由政府规定商品的最高限价，由官员们统一核定各地的商品价格，严惩囤积投机的中间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物价上涨的势头，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当时英国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尤其是粮食价格，打击投机和囤积居奇等商业投机行为等一系列立法措施，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下层，特别是贫困阶层民众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公平竞争现象，有利于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其次，在近代时期的英国，“法的统治”(Rule of law)的理念已深入社会各阶层，他们一致要求“世俗社会应以法为基础：法应该使世俗社会得以实现秩序和进步”。(35)而近代英国君主们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亟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以维护和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这种法律秩序不仅要求将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纳入到严格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而且也要求“国家必须永远在法律的形式下行使其管理权力”。(36)其最终目标即在全社会确立“法的统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近代英国国王们利用法律等手段来规制和管理，而商业投机的国家治理则具体体现了国家的干预职能。通过打击商业投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经济结构的稳定性，调和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保证了经济秩序的和谐，为近代英国时期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
    最后，近代早期英国打击商业投机的立法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有人所评说的那样：“英国法律中管制贸易的最早尝试被发现于针对抢先批购、囤积居奇以及居中转售的法令之中，并且正如已断言的，在它们中间是针对限制贸易的垄断与组合的我们现代立法的基础。”(37)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近代英国早期的限价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民众生活资料匮乏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对囤积和商业投机的限制也损害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从而与近代英国政府所追求的促进贸易和商业的繁荣与发展的重商目标相矛盾，因此亚当·斯密曾说：“公众对独占或囤积行为的恐惧，可与公众对巫术的恐惧和疑虑相比”，不幸的受害者给巫术所加的罪名，也并不比加之于囤积行为的罪名更多。斯密认为粮商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使供给平衡：当粮食并不缺乏时，把粮食积存起来，到缺粮时再行出售，这是粮食商人利之所在。即使他曾以高价出售谷物，但他仍避免了粮价的上涨过高，如同在粮价便宜时，避免把粮食全部消费掉的那种情况。(38)而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利也认为：
    政府的这种直接干预，已在多方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即它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又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它的发展。(39)
    尽管如此，客观而言，近代早期英国政府治理商业投机的初衷是良好的，其在执行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