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实证与学术自信
    那么，“汉学心态”之惑究竟应该如何破解呢？
    空洞地指责学界缺乏学术自信是没有意义的。学术自信与否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在现阶段，就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可行的路径之一，就是发挥本土学者在掌握历史资料与感悟历史情景方面的长处，通过复原更为准确的史实，来为进一步的理解阐释奠定基础。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发挥实证史学的优势，在各专题研究中取得切实的进展，来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历史阐释学，树立民族学术自信，从而走出“汉学心态”。
    下文，笔者将以近年来讨论唐宋城市史专题的体会，略作说明。
    当今历史学正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不过受历史学基本特性的制约，它在研究方法层面有一些自己的显著特点。例如，史学研究不得不依赖于存世的历史信息才能展开研究，但存世的历史信息总是那么的残缺不全。因此，如何应对研究信息残缺不全的困难，就成为史家无法逃避的功课。所以，史学研究首先必须重构史实，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来解释这些历史现象。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研究也需要作现象论证，但它们与历史学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当代社会，许多社会现象为众所周知，既不必为那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否大费周章，论证过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绎多于实证归纳，史学研究则不然，特定历史现象的存在与否，本身就需要复杂的论证研究。所以，史实重构工作是否可靠，就成了下一步概念演绎的基础，前者失之毫厘，后者就可能谬以千里。
    在中国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所谓宋代发生了“城市革命”的假说，比较典型，可引以说明本文的论点。
    宋代“城市革命”说最初由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21)此书所讨论的议题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如出一辙，(22)试图回答近代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伊氏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宋代达到了当时技术所可能利用资源的顶峰；宋代以后，受资源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的总量虽然仍有所增长，但在质量上却再无提高，即所谓只有数量上的增长(Quantitative Growth)而无质量上的发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这就是他所说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23)为了证明宋代经济达到传统时期的顶峰，他主要利用出自日本学者研究的二手成果，来描述在宋代发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所谓的“城市革命”正是这场“经济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唐宋城市历史的描述，伊氏主要利用了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成果。统计其书中描述史实的引文注释，超过90%出自日本学者的论著。
    必须指出的是，伊氏此书的议题，反映了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这当然说明了前文所讲的西方汉学家总是站在本民族历史经验的背景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伊氏在引用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时，有着明显的选择倾向。所谓中世纪“经济革命说”的描述是否成功，是他全书主题能否成立的前提。
    由此可见，所谓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在伊氏推论结构中的地位，并非在于其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出了哪些重要推进，而只是作为他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假说的一个铺垫。因此这一论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宋代城市发展现象的一种定性描述而已，用以表达对主要由日本学者所重构的唐宋间城市发展史实的认可，以及伊氏本人对于如何描述这种城市发展水平的概念选择：“革命”。这一概念在史实重构方面全无贡献，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创新。而且，这原本也并非是伊氏论述的重点之所在。
    数年后，当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论文集时，在第一编《导言》中，归纳传统中国在帝制晚期之前城市的发展史，专列一节，题作《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了伊懋可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列出了“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24)很显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创，这些关于“革命”的“鲜明特点”的史实描述，也几乎全部出自日本学者之旧说。仅就这一点而论，若说施氏对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没有什么贡献，应不为过。不过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并非针对唐宋时期，他归纳那些“鲜明特点”，只是为他讨论我国帝制晚期的城市作铺垫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从伊懋可到施坚雅，他们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虽然有着相当明确的论述目的与论证特点，但当这个概念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反复征引之后，却被不断“哄抬”，最终被誉为“理论”，认为它的提出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深化”。(25)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的说法也被众多论著所征引。个中缘由，除了它迎合了数十年来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模式的心态外，看来就是“汉学心态”在作怪了。(26)
    如何破解这种心态，在“革命”与否的概念上与之纠缠是无谓的。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重新检验日本学者关于唐宋间城市演变史事的描述是否符合史实。核心内容当然在于如旧说所描述的，从唐代的城市居民区(坊)与市场区(市)相互分隔、封闭状态，随着坊墙倒塌、市制崩溃，转向宋代的沿街开店、居民区与市场区相互混合的开放状态，亦即所谓从“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则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到开放的革命性转折。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可以与西欧城市史相互映衬了。
    在这里，关于市制，旧说的核心论据，就是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27)新近的研究已表明，这一敕条指令“不得置”者，并非泛指一般的市场，而是指要限制在高级市场设置市官。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一般市场(草市)正在不断产生，政府并未颁下专条，予以取缔。将商业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与其说是为了“限制”商业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方便官府征取商税。到了宋代，商贾虽然有了在城市其他区域设立店铺的自由，但在实际的城市生活中，商铺仍多集中于传统的市场区域。宋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州市县市，并未成为如加藤繁所称之“单纯的地名”，(28)大多仍为活跃的城市市场地块。与此同时，由城墙等物体所标识的整个州县城区，又由国家法规界定为广义的城市市场，商品进出城市须纳门税，与前期市的区块相仿。其与前期的差异性，基本体现在市的区块与市民阶层的扩大。(29)
    与此同时，由唐代律令所描述的严格的、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坊区制度，显然只推行于以京城为主的少数规划城市。这一制度相对多地被地方城市所模仿推行，已经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史事了，而且大多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各地扩建罗城，才乘机重新整顿城区里的里坊布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唐初到唐末五代，地方城市的坊区都只不过是一种以户籍控制为目的进行编组的基层行政单位，它以居住区块为基础，但并不一定就是封闭性的区块。在现存文献中，均未见有在罗城中营筑坊垣的记载，考古发掘也未见有可以确证的坊墙遗迹。中唐以后各州府城市(特别是节镇驻在城市)大规模地兴筑或扩修罗城，在罗城内普遍推行里坊制，正说明各地军阀、官府对城市居民及其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而非如旧说所云，晚唐五代时期城市中里坊制逐渐松弛、终致崩溃，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日趋自由。(30)
    总之，所谓从封闭的“坊市制”转向开放的“街市制”的描述，无疑夸大了唐宋间城市结构演变的力度，并不符合史实。唐宋间的城市无论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虽然极其显著，不过新近的研究已经可以证实，以所谓从唐到宋坊墙倒塌、市制崩溃为主要论据的“城市革命”说，恐怕无法成立。这样一来，在这些虚构的史实基础之上演绎出来的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一些认识，并进而涉及关于中国帝制后期历史演进轨迹的一系列推断，显然就有了重新考虑的必要。我们也就有可能来勾勒一幅与西欧不太一样、更重视唐宋间历史承续而非断裂的演进轨迹。
    关于宋代“城市革命”说的检讨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向我们展示了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如何切实提高研究水准、走出“汉学心态”的一条路径，或曰一个方法：发挥本土学者掌握历史资料方面的长处，更具体、更细致地重构史实。有时候，这种重构不一定非得着力于那些“前人尚无研究的空白点”，用心于重新检验前人的旧说，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面。前人的研究无不都是从史实考释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他们的研究条件在某些方面其实不如今天，史籍的搜寻既已困难，现代化的大型全文数据库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面存在疏误并不意外。可是，迷信旧说、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旧说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却不胜枚举，这就使我们的不少研究建立在了可疑的基础之上。“汉学心态”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外国人看中国，当然会与中国人看中国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不可能要求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来观察中国，也不必要赋予本文讨论的学术问题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而且，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之深入发展，仍需要在方法、规范、思想等方面向西方汉学学习。译介工作仍然很有意义。当然，如果对译介哪些汉学专著的筛选工作做得更用心、更专业化，效果会更好。不过，我们还是将西方汉学放到“他山之石”的位置上去吧，不应让它喧宾夺主。
    为什么应该走出“汉学心态”？主要的理由只在于：中国人看中国应该、也必然比外国人看中国来得更准确、更深刻一些。为什么？除了对历史资料掌握可能更全面，理解可能更准确，解读的立场可能更贴近实际等理由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史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之际，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贴近感悟，仍然应当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
    时至21世纪，我国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理论体系本土化奠定了可能的基础。历史学科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也已经拥有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如果我们文化自觉的意识能够更强一些，学术管理体制能够更科学一些，史学研究更多地走向本土创新是必然的。
    关于西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学界有不同的命名，或称之为“汉学”，或称之为“中国学”。考虑到本文讨论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领域，笔者以为名之为“汉学”比较恰当。参见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第1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