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①，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认为中国古籍中关于尧、舜、禹“圣王”事迹的记述都不可信，乃出于后世的层层迭加。对这些圣王其人的有无，也做出质疑和否定，这立即激发了学术界的辩论。在多篇反驳顾颉刚的文章中，青年学者张荫麟（1905～1942）的文章主要不是讨论上古史的具体问题，而是直接否定顾颉刚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历史考订是否可以运用所谓“默证”方法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史学方法论的理论层面。由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学者没有答辩，这项公案之是非曲直，尚未明正，故本文加以研判，以澄清八十年来相关领域的混沌认识。
    一 张荫麟关于“默证法”的发难及其影响
    顾颉刚发起疑古考辩的主要思想方法，是尽量全面地清理中国古籍关于上古历史的记载，排列这些记载文献产生的时间顺序，发现越是后出的古籍，记述的上古历史越是久远，记载的情节也越是丰盛，因此，这样形成的古史乃是累加而成，其真实性大可怀疑，遂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理念。顾颉刚具体地考察尧、舜、禹问题而指出：从《诗经》等书籍来看，中国上古最早的圣王是禹，西周时还没有黄帝、尧、舜的观念。而“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到春秋时期的《论语》中，出现了尧舜，并且居于禹之前，“但尧与舜、舜与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更没有把禹与夏代联系起来的记载。《论语》之后，才出现尧与舜的翁婿关系，尧、舜、禹之间第次的君臣关系②。自战国以降，在尧、舜之前又加上了许多古帝王，同时大禹也被安排成了夏代的创始国王③。这是顾颉刚最初做出古史考辩的部分结论，已经体现出严密的系统性，每一论点都不仅列举大量的史料，而且更要指明某一时期的古籍并无哪种记述，其全面考察和疏理历史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观点的惊世骇俗，立即引起了学术争辩，而论敌如刘掞藜等人，主要反驳顾颉刚对一些具体史料做出的解析，其中某些见解甚至得到顾颉刚认可④，但并不能动摇“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这个系统的整体性认识。此后将届两年，张荫麟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⑤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其中也反驳顾颉刚对具体史料的解释，却不是分散地纠摘罅隙，而体现于一个总的宗旨，即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顾颉刚的研究方法。
    张荫麟认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为此他搬出西方的论著《史学原论》作为理论依据，文章提出：“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接着他对《史学原论》原文予以引录⑥，其要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二项：
    （1）运用“默证”方法的思想根基和出发点，是“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即凡使用默证法，都是设想凡事皆会记载，并且凡记载都会留存。这个前提当然不可能成立，由于“古事太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默证法似乎毫无现实基础而且不合逻辑，已经从根本上被否定。
    （2）否定了“默证”的合理性之后，又自相矛盾地规定了两个适用条件，其一是没有记述某事的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系统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其二是“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就是第一要证明作者立意记述这类事件，并且完全了解此类事件；第二是该事件是一桩影响力很大的事件。
    张荫麟随即对照上述理念，评议顾颉刚的观点并加以指责。顾颉刚因《诗经》以及同时期成文的《尚书》篇目，均仅记述禹，并未提到尧、舜，从而断言“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张文先以《诗经》等书没有责任记述尧舜之事，从总体上反驳顾颉刚，随后又以“夏禹史迹辨正”、“尧舜史迹辨正”两个专题，继续反驳顾颉刚对史料的解释和指责他滥用默证法。其中关于史料解释的驳议，学术理性远不及同样反驳顾颉刚的刘掞藜等人，其杀手锏还是默证法的适用度问题。而法国人19世纪末发表的主张⑦是否完全正确？张文是什么学术水平？非三言两语所能剖析，这里先略述张文在学界的影响。
    张文发表之后，顾颉刚等人未作反驳，这与对待刘掞藜之文区别明显，顾颉刚对刘文是既有反驳，又有肯定，如前引《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为什么对张文不当即予以回应呢？事过八十多年，我们只能根据该时情景做出几方面的估测：1.顾颉刚坚信自己研究方法总体上正确，对《史学原论》的观点很不信服，但所谓“默证”乃史学方法论的理论问题，顾颉刚尚未做好这种理论论辩的准备。2.工作极其忙碌，正在研究重大问题，因而虽在《古史辨》第一册附录中预告将于第二册发布《答张荫麟先生》，但终归未能成文。3.知张荫麟为年轻学子，认为不必痛加回击，可静待其觉悟。按顾颉刚一向爱惜和提携青年才俊的作为，完全可能产生这种心态。后来，张荫麟不仅与顾颉刚关系较好，甚至历史观点也日益靠近。此在后文还将叙述。4.实际欲准备回答张荫麟时，发现张文对具体问题的论议十分浅陋，不值一驳，故收录其文于《古史辨》第二册，认为读者会很容易辨别是非，不屑于再写反驳之文。
    综合揆度，上述第2条应为次要因素，第3条是以后不再追究批驳的原因，而不是当时不予以回应的打算，因为顾颉刚曾经准备答辩。第1、4条的结合，才构成顾颉刚未作回应的主要原因。关于第4条，这里有必要先举出一例辨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