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述了《史学原论》在默证限度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张文的谬误，但并非主张默证方法可以随意使用，其运用确实需要有条件、有限制地掌握。对于默证运用的条件和规范，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条：
    （1）默证的应用需要面对一定时段、一定范围内的所有文献和资料，应具备视域的整体性。对视域内的各种文献、资料，又必须做出准确的梳理和鉴定，因而难度很大。对视域的整体范围和具体文献的把握，都须力求不出遗漏和偏差。
    （2）默证方法不能代替直接相应文献史料的详确解析，当相应文献的解析能够得出结论之时，默证最多仅仅起到辅助作用，但也可能失效。例如笔者考辨章学诚之史德观念，认为其中不含有如实记述历史的思想，主要基于对章氏《史德》一文的解析，特别是指出“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一语，乃理学家朱熹“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22）的翻版。随即指出《史德》以及章学诚的所有撰著，都没有明确主张直书实录的论述（23），而这个默证仅起辅助作用。但将顾颉刚等人没有回应张荫麟的现象作为口实，而不去审核张文是否正确，则是违规的默证方法。
    （3）以默证提出对相应问题质疑，是完全可行的方法，但得出确定结论，则须审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甚至稍不规范的默证，也具有提出质疑的合理性，例如对于顾颉刚没有回应张荫麟之文，可以提出顾颉刚是否理屈词穷的质疑，但不能得出定论，因为还有另外的可能性。顾颉刚将张文收录于《古史辨》，则凸显了另外可能性的判断取向。
    （4）默证方法是由提出质疑起始，随着史料开发与研讨深化，逐步得出结论或者放弃怀疑，这是动态的进程，体现辩证逻辑的特征。用其他方法研究复杂的历史难题，也常如此，但不若默证方法典型和明显。在提出质疑而结论未定的阶段，应由论辩的对方负责举证释疑，随着研讨的开展，如果没有确切证据可以释疑，却有符合质疑指向的新证据、新疑点，则相应结论的得出就逐步明朗。
    总之，默证是一种推动历史研究深入发展、提倡理性思考的方法，完全否定默证法的使用，乃是一种提倡盲从、维护迷信的观念。
    三 张荫麟等人信古议论的要害
    张荫麟称顾颉刚疑古考辨的默证是“根本方法之谬误”（24），即使搁置我们以上的论述，仅就顾颉刚的研究方法而言，默证也不是他根本的研究方法。顾颉刚的史学方法，主要是对史事和文献做循流溯源的考察，即胡适所言的“历史演进方法”，默证乃处于附属的地位。但反观张荫麟等人反驳疑古考辨做出的议论，才真有“根本方法之谬误”性质的要害。
    张文的要害，是无视历史和历史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后代的社会体制、文化观念想象上古的历史状况，甚至随意挑选后代的个别事例，虚妄假设，强行比拟。上文我们剖析了张文反驳顾颉刚关于《诗经》等不载尧舜问题的三个质问，而张文接下来还有一段文字：
    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这种对默证方法的攻讦，完全是建立在虚妄假设的基础之上，而且不顾历史文化的实际发展状况。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常常动荡，但传统史学则迅速发展，官方、私家皆重视史学，历史著述层出不穷。该时《汉书》的研治成为显学，东汉史的撰述也十分兴盛，南朝范晔著《后汉书》，并不因其人罪涉谋反而被查禁，所谓假设唐之前载籍“荡然无存”，是决不可能之事。此其一。倘若真有惊天灾难使载籍“荡然无存”，那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大断裂，《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等恐怕不会出现，甚至也就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古史辨派”和张荫麟这样的史家，一切无从谈起。此其二。如果唐以前文献“荡然无存”，后世再产生文、景、光武之传说，一定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还真的就成为“层累地造成”的伪史！此其三。由此可见，张文的议论是何等荒唐和无效。
    张文多次采取将后世之事比拟上古的方法，哗众取宠，以售其欺，如上文我们批评过的拿南朝齐梁时期诗句讲究平仄音律强加于《诗经》，亦属此类，这还是比较容易辨识者。而有些比拟手段，其错谬则比较隐蔽。例如顾颉刚发现“《左传》上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时的二国……在《左传》上，舜没有姚姓，虞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25），因而怀疑“唐尧”、“虞舜”的说法也是后起的，不可据信。张文反驳说：
    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国，毫不害尧之为唐帝、舜之为虞帝。夫刘邦之有天下也名汉，而刘？之据粤也名南汉；李渊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诰之篡吴也名南唐。吾侪其可因南汉、南唐为后周之二国，遂谓汉唐非刘邦、李渊之朝名乎……顾氏此处之误，亦因误用默证。
    这段议论的思路，仍然是无视历史的演进，用后代的王朝之国混淆了商周之前所谓的“国”。我们知道，无论南汉、南唐，其命名都是借助已有的兴盛朝代来自我张扬，相类似的情况甚多，周代、尤其是汉代之后几为普遍现象。而商周以前的上古时期有没有这种通例？这是张荫麟不应不解答的问题。上古之所谓“陶唐氏”、“有虞氏”、“有扈氏”等等，今日视之不过是众多部族而已。不同的部族不大可能有相同的名称，即使从一个部族分开的各个支派，历史上也大多会改变名称。因此，张荫麟的议论是缺乏理据的。
    顾颉刚治学的特点是特别注重历史的演进，“层累造成”的理念就是要揭发以后世之事想象上古造成的讹误，如果与之辩论的论敌，仍然充满漠视历史演进的议论，只能令其鄙视。笔者认为，撰写论文并非完全排斥比拟的手法，但比拟乃是一种修辞方式，在有确切论据得出结论的前提下，用某种比拟把问题讲得更加清晰，是可以的，但决不应当用比拟的修辞方式充当论据。细读张文，用跨时代的比拟充当论据的现象比比皆是，此乃真正的“根本方法之谬误”。
    张文以及众多的反驳“古史辨派”论著，基本上不能为自己的信古主张找出确切的证据，而是不断地在顾颉刚等人的文章中寻求瑕疵，这是问题的又一要害。在疑古和反对疑古的论辩中，到底哪一派负有正面举证的责任？道理也是相当浅显，例如在尧、舜、禹事迹是否真实的问题上，顾颉刚等已经指出诸多疑点，信古者应当列举证据证明其人其事的存在。但吊诡的是，聪明的信古者总是想方设法逃避举证责任，仅仅指责疑古者方法不当或证据不足，如同张文的思路。这如同两人辩论是否有鬼魂存在，相信鬼魂的人指责不信鬼的人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考查，不能说就没有鬼，而他自己却不肯担当展出一鬼或拿出真凭实据的责任。当然，也有无知因而无畏的信古者试图证明尧、舜、禹等事迹的存在，而其议论都是逻辑混乱加上牵强附会，并无例外。
    由于研讨内容的复杂和广泛，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由于上古文献史料的含义往往模糊，任何学者的解说都可能出现偏差，任何学者搜集史料都可能有所疏漏，因而顾颉刚等人的议论和判断并非无瑕可击。于是，那场论辩给人的印象是“古史辨派”确有讹误，其证据也不充分，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被搅成一池浑水。将之澄清，需要进行认真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