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顾颉刚等人一些具体、个别的讹误，或牵强地指责古史辨派某些议论失误，能否驳倒其整体的古史质疑和立论思路？回答是否定的，顾颉刚本人对此有过申辩，他承认某些史料解说的个别讹误，但坚持总体的看法，更提出了“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26）等四大宗旨。纠缠个别细节问题虽有学术意义，但远远不能扳倒疑古考辨的总体思路。这里提请读者阅读张京华教授的一篇短文，题目为《顾颉刚难题》（27）。顺便提示：张京华研讨“古史辨”问题多年，有著作对相关论辩做出了系统性清理，故能够窥得关键之处，但他在评论上或多或少是偏袒信古派的。《顾颉刚难题》一文指出：
    考古学无法添补古文字和古文献上的这片空间，因使疑古学者得以从容周旋，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维护古史辨派对古代学术传统的批判。即便找到了《陈侯因齐敦》（28）有关“黄帝”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战国时期的材料；找到了《秦公敦》和《齐侯镈钟》有关“禹”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春秋时期的材料；找到了甲骨文中“四方和四方风”名的原始记录，那也只是商代后期的材料。三者都不是“黄帝”或“禹”或“尧”当时的一级材料，如何能证明那时的情况……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
    其实，还有一个明显的道理没有摆明：如果一个时代的文献都没有记载某人某事，我们是应当用默证法作出质疑，还是硬说越没有记载就越存在？如果上古文献记载上古的某人某事却充满了歧异、冲突或荒唐怪异，我们是应当怀疑其存在，还是要坚持相信并且曲为辩解？疑古与信古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此。
    四 中国上古史研究需要默证法的回归
    张荫麟否定默证方法的文章，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几乎令默证成为历史研究法的禁区。然而张荫麟自己后来却改变了信古的初衷，思想认识向顾颉刚靠拢，这主要表现在他所著《中国史纲》一书中。此书从先秦起始写到东汉以前，1941年出版，展现了张荫麟杰出的写作才干，简明生动，识见明晰，字里行间充满对读者的启发功效。而若以他先前攻讦顾颉刚时表现的立场，似当大谈黄帝以来的上古史，然而并非如此，《中国史纲》叙事从殷商开始，只是在殷商史事叙述将尽，才引出此前的历史传说，而且是倒退着向前追溯，即从传说的夏代至黄帝，总共仅寥寥千余字而已。就在这简略的内容之内，穿插不少张荫麟的议论，例如他说：“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的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种种，本书自宜从略。”（29）又说：“还有一位值得提到的传说中的重要人物，那是黄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时代虽在尧舜之先，他的创造却似在尧舜之后。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30）请看，这里倒着叙述殷商之前的历史传说，指出夏之前的史事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尧舜的故事创造在前，黄帝的故事创造于其后，又轻蔑地称《史记·五帝本纪》为“传说的一种系谱”，其中舜居然比禹低了三辈，“这很奇怪”。整个思路不就是顾颉刚的主张，不就是阐明旧的上古史体系乃“层累地造成”吗？很明显，张荫麟最终已经醒悟，暗地附从了顾颉刚的理念，但未能作出公开的检讨，此乃是个缺憾，但孰是孰非，已见分晓。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热情赞扬张荫麟《中国史纲》（31），而处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衡派”创始人吴宓，是最早提携张荫麟的导师，一直赏识张荫麟的史才，张荫麟诘难顾颉刚，也具有报效吴宓等人情谊，以及与柳诒徵等人相呼应的动机。但吴宓却对《中国史纲》极为不满，批评说：“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未免误入歧路。”（32）顾、吴二人对《中国史纲》褒贬之大不相同，而且颇具“阵营”颠倒的表征，其深层的因由发人深省。倘若至今仍然鼓吹张荫麟反对默证如何的正确，对于已经最终纠正谬误的张荫麟也不啻是一种亵渎。
    几十年间随着新的历史文献的发现和考古学发现的日益增多，上古史的研究有了运用默证方法的更大视野和更准确的适用程度，因为史料越是丰富，全部史料中皆无记述的上古传说越是可以判断为伪说，新文献和考古学的发现，如果不作曲解和不掺假货的话，实际效果是以否定中国上古史旧系统为主要趋向。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至今五六千年到三四千年前的遗址数量甚多，已经被形容为如同满天星斗。这些分布广泛的考古发现根本没有传说中从黄帝到尧、舜、禹的事迹所能对应的迹象，因此运用默证方法完全可以达到否定那些传说的判断，因为茫茫大地，已经不存在安插黄帝至尧、舜、禹等圣王事迹的空间。“万国林立”、互不统摄的局面，谨慎地推论也要延续到商之前期。山西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距今有4000多年，据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地点也与其正好相仿，而正是陶寺遗址的出现，完全排除了尧、舜政权存在的可能性。遗址反映的是一幅惨烈的种族灭绝之战，哪里有传说中尧舜时期清明样态的半点踪影？有人竟然以陶寺遗址坐实为尧舜之都城，说什么顾颉刚的主张“不攻自破”（33），甚至自诩要解答“顾颉刚难题”，对于这种大胆得不知深浅的人们，可发给一张“愚不可及”的奖状。
    多年来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带发掘出许多遗址，被人描述为夏代与商代历史交接的考古依据，其中据说是发现了“夏都”，颇有学者以此坐实夏朝的存在。然而，如果真的是发现了“夏都”之城，那么在“夏都”没有发现文字，用默证方法可以推断：寻找夏文字的努力已经彻底绝望，其他地方即使发现文字，也不能说是夏的文字。于是，历史记载的“有夏”就仅仅是撮尔一邑，因为无法证明各地的部族受其统摄。历史上可能有夏国而决没有夏朝、夏代，夏可能是被不经意地灭掉的，因甲骨文都没有提到其事。夏没有文字的默证，至少还会导出两个推论：1.没有文字，就不是当时最先进的部族，辽西牛河梁考古遗址、浙江良渚文化等等，都比所谓“夏都”时代更早而且更先进，夏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上古的一个时代？2.夏无文字，凭什么记得住那几百年的传承世系？可见所谓“夏朝”及其世系，是西周以来为了政治需要杜撰的，《史记》不辨真伪地将之记载，淆乱了真实的历史。总之，以往许多疑古的观点，都因新的考古发现而增加了力度。
    这样事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述。当今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应当利用史料开发、视野扩大的条件，充分发挥默证方法整体考察历史的辩证逻辑，荡涤陈旧历史观遗留的错误认识，清理基础，真正作好“古史重建”的学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