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根据《诗经》以及与《诗经》同时代成文的《尚书》篇章，有多处写到禹，但都没有将之与夏联结在一起，遂认为当时人们还未产生禹是夏国君主的观念。特别指出了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奕奕梁山，维禹甸之”⑧等诗句，“禹”之前加一虚字“维”以衬字数，却未出现“夏禹”等称谓⑨，这是一项有力的证据。而张荫麟反驳说：
    “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可顿重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尊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这里张文提出“禹”字之前加“维”字凑足四言诗句，是因为“维”字平声，达到平仄协调，而“夏”是仄声，所以不能用以取代“维”字，这是一个十分低级的谬误。在一句诗文中讲究平仄用字，是在南朝宋、齐、梁、陈时期逐步兴起的，《诗经》何尝涉及如此规格！《诗经·周颂·有客》中“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两句八字全是仄声。《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肇祀，庶无罪悔”，《诗经·大雅·云汉》中“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都是两句内仅一个平声字，而且“后稷肇祀”、“后稷不克”与“维禹甸之”在语式上相同，为何没把“后”字换成“维”字？《诗经·周颂·闵予小子》有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维予小子，夙夜敬止”，如果后一个“维予小子”是做了协调平仄的处理，那么前面“闵予小子”如何解释？况且一个“维”字之后有七个仄音字，也起不到平仄调济作用。事实很明显，《诗经》各诗，除韵脚之外根本没有平仄音律的规范。
    无论顾颉刚还是别的学者，在征引和解说古文献资料时，都难免有遗漏个别史料或解释不甚妥当的疏失，经人指出，加以补充和更正即可，不必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但张荫麟的谬误不同，《诗经》中几乎每一篇都存在与其说法相冲突的例句，他竟视而不见，公然以无中生有的杜撰来论辩，已经不属于个别疏误的性质。尤可议者，张文在“又可顿重语气”之后用括号添注“此顾氏言之”字样，完全歪曲了顾颉刚文章的原意。查顾颉刚原文为：
    何以《诗》、《书》上九处说禹，却只有一个禹字或衬上一个维字……就说“维”字不为衬字，而为顿重语气之用，赞美禹功必用维字以致其情，用了维字则四字已全，禹只能为单字，这无论只适用于《诗经》上的三条，尚有六条说不过去。即就这三条而论，顿重语气原不必定为四字之句，如“维仲山甫补之”……⑩
    意思很明显：第一，顾颉刚是将“维”看成衬字；第二，设想论敌可能把“维”字说成有顿重语气作用，随之予以辩驳；第三，如果说“维”字可顿重语气，在六条史料上说不通，在其他三条史料上也有问题。但是，张荫麟却瞒天过海地把“维”字可“顿重语气”的说法强加于顾颉刚，迷惑读者，使之不去思考“维”字是否真的不可替代，这种作伪、障眼的方法，属于什么学术品行？
    张文举出《乐府诗选》等四本书，质问假如其中没有“帝刘邦”、“帝朱元璋”之类的称呼，是否可以得出“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的判断，这纯属胡搅蛮缠！第一，顾颉刚是将《诗经》及其同时代的所有文献通同检阅，找出9条禹与夏不相联署的史料而并无例外，而《乐府诗选》等四本书同时代的书籍、文献，则会有无数关于汉高祖、明太祖的记述，二者焉能妄加比拟？第二，汉代以后，“帝刘邦”与直呼“刘邦”同样是不敬，语言和礼节大不同于先秦。况且刘邦、朱元璋皆有被后人訾议之处，即使偶有诗人直称其名，也不能与被尊为治水神圣的大禹相类比。第三，张荫麟能够从他所列出的四本书内找出9条直呼“刘邦”、“朱元璋”的字样吗？如果书中反而有汉高祖、明太祖的称谓，张文岂不是自打耳光？（11）
    张文这一段篇幅不大的议论，就出现了诸多知识浅陋、刁蛮无理甚至疑似学术不端的问题。顾颉刚当时有很多学术事务缠身，研读其文之后，很容易由于鄙视而决定不予理睬，仅将之采录于《古史辨》，相信学界能够判断是非。然而顾颉刚错了，传统旧史学千年积淀的守旧情绪，束缚多数史家的头脑，虽然脑后留辫子者只有王国维先生等数人，但辫子跑到脑壳之内者则不知凡几，即使出国留学也难以去除贵恙。于是张荫麟的刁文反而获得许多喝彩，顾颉刚的不回应则被看成理屈。直至近年，这种状况积重难返，例如谢贵安《中国史学史》说：张荫麟议论一出，“古史辨派学者竟无人回应”（12）。作者并未认真审读张文，仅因顾颉刚等人未加反驳就得出了判断。
    近年有质疑张荫麟此文的学者，如彭国良博士2007年发表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一文（13），提出许多精到见解，其一是剖析和反对《史学原论》为“默证”适用限度所设立的苛刻条件，甚至认为那是“伪命题”。其二是指出对于默证法的贬斥，乃起源于欧洲基督教势力打击理性主义思潮的舆论需要，这是全文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三是向张荫麟之文提出反诘，指出张荫麟对顾颉刚的批评不能成立。但彭文也有严重的局限和错误，局限性之一是对于张荫麟的批驳过于软弱，似有将两种对立的理念调和、折中、都不加否定的倾向，仍给张荫麟的思想加上“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桂冠。彭文的最大错误，是得出历史不可知论的见解，甚至说“当以认识历史本体为历史学的目的，认为通过对史料的精密考证可以认识历史本体时，默证是个逻辑错误，无从使用”。这实际上比《史学原论》更加贬损了默证法，是大错特错的糊涂观念。
    彭文对张荫麟批评的软弱，招来的却是毫不客气的抨击，有一篇《“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的文章（14），抓住彭文的弱点极力斥责，并且强词夺理地为张荫麟的议论辩护，甚至将顾颉刚没有的说法也强加给顾颉刚然后予以批评，以证明张文的正确。这说明在涉及重要学术原则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辨清是非，不可一味迂回、调和，而全面审查张文理论依据和具体议论，乃为当今不能再拖延的学术要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