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是包括丹东在内的许多法国革命重要人物被送上断头台190周年。对于这些被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称赞为“法国革命时的英雄人物”的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等，我们过去是怎么看的？今天又是怎么看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该作出答复。
    对丹东的评价，一百九十年来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史学研究的进展，翻来复去，忽上忽下，概括起来，不外有下面几种观点：有全面肯定的，如罗比内、奥拉尔、温德尔、巴尔都、埃里赛；有全面否定的，如丹纳、马迪厄；有基本肯定的，如米涅、梯也尔、米什勒、饶勒斯、勒费佛尔；有基本否定的，如拉马丁、路易·布朗等。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丹东与罗伯斯比尔是一丘之貉，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应该否定，如达·盖尔；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丹东与罗伯斯比尔的政策“何其相似乃尔”，如比昂奇；也有些历史学家不作阶级和社会的分析，满足于勾画丹东的性格与心理活动，如英国历史学家汉普森①。
    大体上说，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前夕起，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丹东的形象经过实证主义者罗比内和官方史学家奥拉尔的塑造，在法国人心目中成为爱国主义者的象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在马迪厄史学考证的重炮轰击下，丹东的名字一变而为贪污犯、卖国贼和反革命的代名词。只有勒费佛尔持论比较公允。他在1932年发表的《论丹东》一文中②，既承认丹东的贪污受贿行为，又肯定其爱国革命热情，同时对丹东的政策与性格作了具体的分析与描绘，力图纠正奥拉尔与马迪厄的偏颇之说。这篇论文的观点似乎为一般学者所接受。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特别是1983年以来，由于波兰著名导演伐日达编导的电影《丹东》上演后，法国社会界和史学界又掀起了一场环绕丹东评价问题的大辩论③。该电影用巧妙的对比手法，突出丹东受群众“拥护”，主张人道、人权，维护“团结”，视死如归的形象，而把罗伯斯比尔描绘成为一个孤立猜忌、刚愎自用、践踏“人权宣言”、不顾恐怖政策后果的苍白无力的人物④。
    然而这些毕竟是国外史学家的观点，对我们虽有参考价值，但却不能代替我们的独立研究。更不能象伐日达导演电影那样，为肯定丹东而贬低罗伯斯比尔，或为了肯定罗伯斯比尔而把丹东说得一文不值。如何评价丹东，存在着许多疑难问题，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我认为是无法回避的：罗伯斯比尔和两个委员会（救国和公安委员会）为何要消灭丹东和丹东派，丹东究竟犯了什么“罪”？或者说，罗伯斯比尔派认为丹东犯了什么罪？处死丹东和丹东派造成了什么后果？从长远目标和短期策略来衡量，用革命实践来检验，丹东后期活动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里，我想就其中的一两个问题谈一点意见。
    大家知道，丹东、德穆兰等人是在1794年3月29-30日夜间被捕的。31日圣茹斯特代表两个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起诉报告⑤，这份报告事先经过罗伯斯比尔审阅。罗伯斯比尔在审阅时作了修改、补充，写下了长篇“笔记”⑥，其内容基本上都被圣茹斯特的报告所吸收了。在罗伯斯比尔的“笔记”中，除了列举丹东和丹东派的许多“罪行”外，有这样两段概括性的结论：“分析丹东的全部政治行为，你们将看到人们过去给他（指丹东--引者）加上的爱国公民的名誉不过是阴谋的产物，其实没有一项破坏自由的措施他不曾采用过”。“丹东要求赦免所有罪犯；他曾公开表达过这种主张；可见他要的是反革命。他要求解散国民公会，接着摧毁政府：可见他要的是反革命。”⑦。
    圣茹斯特的起诉报告根据罗伯斯比尔所定的调子，指责丹东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参与一切阴谋，一贯反对自由党，勾结米拉波、杜木里埃、埃贝尔、埃罗-赛舍尔。圣茹斯特说：“我深信这个宽容派同所有其他派别都有联系，在任何时候都假冒伪善。开头出卖给一个新王朝（奥尔良），接着出卖给一切派别。……它为破坏共和国无所不为，……它用最虚伪的方式攻击政府，因此更为恶毒”；“若干年来策划着一种密谋，想把法国革命引向改朝换代。米拉波派、拉梅特派、拉法耶特派、布里索派、奥尔良派、杜木里埃派、卡拉派、埃贝尔派；沙波派、法布尔派、丹东派一步一步结合起来，通过一切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能阻止共和国的建立和政府的巩固，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认为不应再同这些罪犯周旋下去，因为我们已宣布要摧毁一切派别；它们可能死灰复燃，吸取新的力量；欧洲似乎只有依靠它们。因此现在是摧毁它们的时候了，使共和国中只剩下人民和你们，以及以你们为神圣中心的政府”⑧。圣茹斯特最后建议把丹东及其一伙以“参与旨在恢复君主制，摧毁国民代议制与共和国政府的阴谋”罪⑨，送交革命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