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门罗宣言”的前前后后
    一八○○年，美国摆脱了与法国的结盟之后，在外交政策上的总方针就是如何坚守不结盟，免受欧洲各国间斗争的干扰，一心在北美大陆上自东向西扩大领土，发展资本主义。
    从一八○○年到一八二三年底时门罗总统向国会以发表国情咨文的方式正式宣布其后被称之为“门罗主义”的这二十余年间，美国在外交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与上述总方针密切相关。当它能巧于利用不结盟地位，使欧洲各国间的斗争为自己服务之时，便能得益；当它不能清醒地估计形势，不顾客观条件而莽撞行事之时，则会受害。比如一八○三年杰佛逊任总统期间，正是利用了欧洲政治中的英法矛盾，便轻而易举地以数仅1500万美元之款购得密西西比河以西至洛叽山脉之间广袤千里之地，使美国国土一夜之间增大一倍。反之，在一八一二年时，由于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当时正处于与法国进行生死斗争，对它来说，保住海上霸权至关重要，从而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此时，美国不顾自己势单力薄，竟致鲁莽行事造成英美间一场战争，首都华盛顿被焚，最后双方以无结果，一切恢复原状而结束。美国在一八一二年美英之战中，除了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上有所发展而外，在实际利益上，毫无所获。
    因此，一八一五年底，美英签订结束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根特（Ghent）和约”，是美国重新清醒地估计国际形势，拟订新政策的契机。客观上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因为在拿破仑被打败之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对欧政策，也开始在重新调整之中。
    一八一五--一八二三年间美国在外交上面临的问题
    欧洲诸国在打败拿破仑以后，以沙俄为首，有奥地利、普鲁士等君主国的支持，发起组织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同盟。政治上称为“神圣同盟（Ho'y Aianc）”，即借基督教教义以维护君主专制政权，使之带上冠冕堂皇的原则，声称要建立“仁慈、和平与有爱心的”世界。此同盟在欧洲诸国之中，除英国及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以外，其他君主皆附署于后，与此平行，在军事上则另立“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即俄、奥、普、英四国，以军事力量确保拿破仑被击败后各项条约得以履行，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得以扑灭。一八一八年以后，君主制复辟的法国也参加进来，成为“五国同盟”。
    “神圣同盟”的君主们，在一八二○--一八二三年间有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一八二○年奥地利军队残酷镇压了意大利“烧炭党”人的资产阶级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次是一八二三年春，法国军队帮助西班牙国王镇压了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面对这样的现实，虽然同属君主制国家，但政权性质却已资产阶级化的英国，对于这种镇压是不赞同的。因此，从一八二二年以后，英国在政策上已脱离了“同盟”的轨道。
    英国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欧洲诸国斗争的国际形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不仅由于当时英国独霸海上的舰队是一支不可侮的实力，而且在与欧洲大陆上诸国的关系之中，通过实践逐步形成英国自己的政策，利用矛盾、相互牵制，扶弱抗强，抑强制弱，不使欧洲大陆哪一国过于强大而越出英国的控制范围，从而使英国得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形成对英国极为有利、行之有效的所谓“势力均衡”政策。整个十九世纪的英国，正是通过军事实力与政治手腕而使大英帝国得到急速发展，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反映到欧洲与美洲的关系上，英国的表现更与“同盟”诸国很不相同。
    美洲的形势自一八○九年拿破仑统治了西班牙以后，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各殖民地纷纷起来而闹独立。美国对于这样的独立运动，虽然在道义上是同情的，但是在物质上并没有给予支持。美国当时只是容许拉丁美洲闹独立的人士在美国港口武装民船以与镇压独立的西班牙作战；容许一些美国人志愿奔赴拉丁美洲各地参加该地的独立斗争。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国内要求对于拉丁美洲境内已宣布独立的国家给予承认的呼声越来越高，致使美国政府必须对此表态。不过，美国政府也有它自己的考虑。
    门罗在一八一七年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当时面临的问题是：
    （1）如果迟迟不承认拉美诸国新政权，不仅会招致拉美诸国的恶感， 而且会失去贸易上的好处，致使拉丁美洲将进一步成为英国的独霸市场。
    （2）美国若采取承认拉美诸国新政权的行动，则定会招致西班牙的敌意，战端若起，则欧洲的“神圣同盟”诸君主国家，可能群起而助之，酿成以武力镇压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下一步还可能造成对美国本身安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