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圣茹斯特在对埃贝尔派的起诉报告中（1794年3月13日），已提出要消灭一切派别，他认为在一个自由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党派（23）。埃贝尔派和丹东派都被处死以后，圣茹斯特在4月15日一份报告中继续痛斥派别的危害， 坚持“它们必须死亡”（24）。既然已经认定丹东是祖国的敌人，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25），处死他就是必然的结论。对丹东派的审讯（4月2日-5日），正如丹东所说，“无非是为了完成形式”（26）。不管丹东如何为自己的革命经历辩护，如何声明自己一贯热爱祖国和自由，如何要求提出证据和证人，都无济于事。
    为丹东鸣冤的历史学家，有的认为丹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设想的政策、策略比罗伯斯比尔更高明正确；有的认为控告丹东“罪行”的证据不足，他罪不至死；有的批评革命法庭的审讯手续不公正、不合法，审讯是一个“政治错误”，……争论了一百多年仍无定论。从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有几点是多数学者同意的：丹东在对斐扬派和吉伦特派斗争中有过动摇，但基本上是革命者、爱国者，特别在1792年夏秋之际作出重大贡献；丹东贪财受贿是查有实据，无法否认的，但说他因此而出卖祖国和革命则只是“事出有因”，属于“可能性”、“盖然性”的范畴，缺乏过硬证据；丹东对罗伯斯比尔派和公安委员会显然怀有敌意，存心改组甚至推翻两个委员会，但并无恢复君主制或抛弃国民公会的意图。
    我认为，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考察罗伯斯比尔派对待丹东派的思想动机和行动方式，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如果撇开个别人物的阴暗心理不说，那么总的来看，罗伯斯比尔派是诚心诚意要按照他的方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他们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严峻的；他们认为只有维护国民公会的统一意志和公安委员会的最高权威，才能打退国内外阶级敌人。但是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唯心主义的，行动方式是简单粗暴的。他们不理解在任何革命中出现不同观点和要求以及派别斗争是正常的；他们往往把持反对意见的个人、集团轻易地推到敌人一边去，并企图用简单的方式来达到统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不善于分清敌友，把追求酒色财气一概视为缺“德”。罗伯斯比尔认为爱国者应该是纯而又纯的，他批评丹东时说：“一个不顾一切道德观念的人，怎么能是自由的维护者？”（27）
    诚然，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规模宏大、复杂激烈程度超过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干涉的革命爱国勇气是旺盛的，群众发动的程度是空前的，革命的成就是惊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28）。但是正因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他们在进行派别斗争时不可能大公无私，不可能没有争权夺利的成分，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冤案，屠杀无辜，自相残杀。对于这些，我们在评论资产阶级革命家时毋庸讳言。
    饶勒斯在写到这段悲剧时曾作这样的解释：“领导这一宏伟事业的人们没有时间来团结持不同意见者，说服反对派，他们不能费很多精力来进行争论或策划。他们必须战斗，必须行动，而为了保持全部力量完整无损，避免分散，他们借助死亡之手来使周围的人立即达到思想一致。”（29）他们自己也随时准备上断头台。但是他们不知道，用断头台来统一思想是永远不能成功的，只能使革命力量遭到摧残，使人们对革命失去信心。“热月政变”就是实施这种恐怖的一个结果。
    历史有时是嘲弄人的，热月政变后，丹东的革命理想实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的享受初次表现出自己的放肆、轻佻、无礼和狂乱；……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30）尽管罗伯斯比尔的革命理想比丹东的崇高得多，它却不可能在法国实现。未来暂时还是属于这个“腐化的偶像”，而不属于“不可腐蚀者”。法国历史就这样沿着曲折的道路摸索前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