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1793年12月3日罗伯斯比尔为丹东辩护以后，丹东在这三、四个月内表现如何呢？这里只能根据《丹东演讲集》简单地回顾丹东本人的言论，而不能涉及他的行动，因为没有足够的可靠材料；另外，也不准备涉及他的同伙的言行，因为尽管俾约-发楞坚持“丹东是所有反革命分子的集合点”的看法（19），但我们毕竟不能把丹东同他们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视为受丹东指使。
    从这个时期丹东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约五十次的发言来看，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主题以外，丹东的主张和建议反映他对当时革命的政策、策略、方式、方法的一些考虑：（一）分清敌友--他把在押犯分为三类，并对他们分别提出不同的处理办法：凡证据确凿者处死或关押至战争结束，对错押者予以照顾（12月7日）；他要求明确对祖国敌人的打击方向，避免并纠正错误（12月24日）；他建议在爱国者中树立这样一个原则：不把一贯对自由事业作出贡献的老革命当作嫌疑犯，对老牌敌人要无情打击，对老朋友提出控告要特别慎重（2月 2日）；在埃贝尔派被镇压后，他表示相信巴黎公社绝大多数人是优秀爱国者、热情革命者（3月19日）。（二）重视法治--他提出要讲究执法方式，尽可能迅速而又不削弱革命运动（1月24日）；多次要求在定案前弄清事实真相，提出证据，作出报告（1月5日，1月24日，1月29日，2月2日，2月10日，2月22日）；要让被告人在国民公会申辩（1月13日）；要对“告发”、“诬陷”等词下确切定义，防止冤屈（1月24日）。（三）呼吁团结--他提醒当敌人已在门外时应放弃互相攻讦（12月23日）；劝说爱国者不要互相折磨（1月5日）；主张在建立共和国时要毫不留情，在巩固共和国时要讲明智与和解（1月29日）；他在最后一次发言中高呼“联合、协调、一致”（3月19日）。（四）强调集中--他在多次发言中都提议把法案提交救国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审议，以示尊重；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号召与两个委员会步调一致，同它们共存亡（3月19日）。
    对于以上引证的丹东言论，我们可以作出各自的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已经受到埃贝尔派或罗伯斯比尔派攻击或已被揭发的法布尔·德格朗丁、腓力波、德穆兰、布尔东等，而且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当时他预感到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把他当作敌人看待。虽然丹东没有也不敢把他的全部观点赤裸裸地摆出来（这些观点往往由他的朋友们透露、表达），但人们觉察到他正在酝酿某种“阴谋”。
    这一时期与丹东有过多次接触的司法部长加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描述丹东的“阴谋”目的与执行措施（20）。他的目的，据加拉归纳，是重建法律与正义的统治，对敌人实行宽恕；召回所有被排斥的国民公会代表，重新审查1793年宪法；在与欧洲列强作战的同时与它们议和；重振工商业和文艺与科学；消除各省之间的全部障碍。加拉指出，丹东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制造舆论（通过德穆兰的报纸）以改变人们的看法，促使左右两派交流思想，以便结束分裂，这种分裂曾导致两派都受制于两个委员会的专制统治；只把三个人（科洛-德布瓦、圣茹斯特、俾约-发楞）看作坚持这种制度的顽固派，设法争取巴列尔和罗伯斯比尔脱离他们；加强救国委员会的权力，一旦它的暴政发展到极度时，用渐进或突然的途径全部或局部改组两个委员会。
    如果加拉的印象大体上符合丹东的真实想法，那么上面引用的丹东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解释为对两个委员会的批评，或者说拆台。而处在政府领导地位的罗伯斯比尔派虽然表面上未加反驳，在思想上却已把丹东及其同伙视为危险的敌人，担心有朝一日他们会取而代之。在丹东派与罗伯斯比尔派之间确实有原则的分歧，无论是对形势的估计和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都有矛盾。这种矛盾与罗伯斯比尔派同埃贝尔派之间的矛盾性质有所不同，因为丹东派与罗伯斯比尔派有更多共同之处，他们曾经一度联合反对埃贝尔派。如果处理得好，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无论是罗伯斯比尔派还是丹东派，它们都不是铁板一块，内部都分裂为若干派别或集团，思想难以统一。直到1794年3月， 两派的中间人还安排了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不止一次会面，企图调和矛盾，但均告失败。丹东自信罗伯斯比尔不敢动他，据巴拉斯观察，“丹东只威胁，而不打击”（21）。虽然罗伯斯比尔早已决定采取既打击左、又打击右的方针，但对于逮捕丹东也经过了一番踌躇。因为在救国委员会中，兰德拒绝在丹东等逮捕令上签名；卡尔诺虽然签了名，但起先也反对逮捕丹东。
    尽管丹东和罗伯斯比尔都承认1794年初仍是处于“大敌当前”的形势，但是丹东和丹东派的错误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攻击罗伯斯比尔派滥施权力，专制跋扈，从而动摇了救国委员会的威信，削弱了对敌作战的力量。罗伯斯比尔和罗伯斯比尔派的错误，则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扩大内部矛盾，把“过激派”和“温和派”都看成是外国敌人的工具。在1794年3月21日一次发言中，罗伯斯比尔说：“外国人在我们中间豢养温和分子和阴险分子两个派别，……对外国人来说，无论哪一派获胜都是一样。如果埃贝尔派胜利了，国民公会就会被推翻，爱国者被屠杀，法国陷入混乱，暴君们就满意了。如果温和派胜利了，国民公会就失去活力，贵族的罪行不受处罚，暴君们得逞。”（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