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由于其思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防”之民族意识，又不同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求真求实”的理念，而是面对外敌入侵，求中华民族之“共是”，求民族不屈、不倒与自强、自立的精神，故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其代表人物有何炳松、蒙文通、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余嘉锡、姚名达等，他们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重新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思想价值，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年9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现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现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②浙东学派由经入史，何炳松由学术史而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作《春秋》至荀悦《汉纪》，是为第一期，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荀悦至北宋末，为第二期，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为第三期，“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又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史学“独树一帜”。“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③以浙东史学为儒学正宗，借浙东史学研究构建民国新史学，此诚为何炳松治史根本。
    与何炳松相比较，蒙文通对南宋史学的认识稍晚些。他早年治经史，自1933年之后，“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④，大有收获。他说：“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于此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惟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观，而况于南宋之统绪哉！”又说：“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于一途也。”⑤蒙文通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始于1935年秋季，此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学术救国，借史学激扬民族精神，在此背景下，蒙文通对南宋史学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他从会通的角度认识到南宋史学的“卓绝”。说：“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六代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为之者亦勤于缀拾而短于推论。宋人则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幾。”又说：“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⑥“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⑦蒙文通溯浙东史学渊源为洛、蜀、新三派融贯为一，此与何炳松以浙东学术为儒学正宗的看法颇有不同，然其推重学术史与何氏别无二致。他指出浙东史学以制度史研究为中心，则较何氏“由经入史”的说法更为具体、明确。
    何炳松以南宋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蒙文通认为“史学莫精于宋”，“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同样，陈寅恪亦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⑧，民国史学家对宋学、浙东史学的价值与学术地位的重新认识与发现，为抗战时期宋学复兴，新民族主义史学构建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