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各地城市，尤其是江南发生了许多士人集体抗议、参与地方事务的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事件聚众的地点常常是在明伦堂，士人以集会、哭庙、焚儒服等社会性动作，以通学的力量对抗地方政府。①然而这类事件所突显的一些社会意义，是以往学者较未注意到的。例如：为何明伦堂在晚明地方社会地位逐渐突显？明伦堂对于士人而言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明伦堂、士人、地方政府之间究竟又有什么微妙关系？在明末清初社会变动时期，前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斯蒂芬·福伊希特旺曾涉及学宫（明伦堂），但仅仅只是把它作为官方信仰的一部分，认为学宫是地方道德榜样及文化的中心。②明清时期，官方普建明伦堂，作为储才养士的场所，肩负教化之责，但一旦它在地方社会扎根，与地方社会紧密相连后，它的功能则大为扩展。在江南尤其是苏州府、松江府繁华富庶之地，明伦堂已不仅仅是士人拜谒的信仰中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成为士人参与地方活动的重要场所，明伦堂在地方社会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即探讨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时期，明伦堂与江南地方社会的关系。
    一 从明伦教化到地方公议--明代明伦堂的普设及其功能的扩展
    （一）明伦堂：明伦教化
    学校的明伦作用早已为传统所重视，《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校专设明伦堂，作为教化士子的专门场所。宋朝在理学家的提倡下，尤其重视明伦教化的功能，“帝王为治，学校其大务也；学校之设，明伦其大端也”。明伦堂的设立，就是要使天下人格物致知，由仁、义、礼、智、性五常，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③
    明代开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太祖就诏令郡县设立学校。“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④学校专设明伦堂，期望生员以明伦为本。学校还肩负地方社会的教化职责，洪武十六年颁行乡饮酒礼图式，各处府州县，每岁正月望日、十月朔日，于儒学（讲堂即明伦堂）行乡饮酒礼。以期“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⑤
    因此，明伦堂在读书人心中地位很高，士子们视为效忠守节的场所。明初燕王朱棣起兵，士人视为僭越，为建文帝尽忠的士人在明伦堂守节。如王省在明伦堂伐鼓聚诸生，说道：“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义何如？”因大哭，诸生亦哭，王省以头触柱死。⑥陈思贤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义激励诸生。燕王登极诏至，陈思贤恸哭道：“明伦之义，正在今日！”坚决不迎诏，率领学生六人，在明伦堂为建文帝哭临，后被逮送京师，陈思贤及六生皆死。⑦明清易代时，为明朝效忠的士人也在此守节。如冯厚敦，金坛人，江阴训导，城破，冠带，自缢于明伦堂；⑧刘芳远，和州人，嘉定训导，闻闯贼陷北都，哀恸整衣冠，向北拜毕，坐明伦堂自刎死；眭明，永丹阳人，华亭教谕，松江破，题诗明伦堂，自缢死。⑨
    在官方的倡导下，明伦堂被竭力塑造为教化士子的场所，而士子们也视其为文人信仰象征的中心，以此明伦守节。
    （二）明伦堂：士人科举入仕的脐带
    明伦堂负有明伦教化之责，但明伦堂在明代的意义远不只此。明代的科举制度明确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只有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的考试，同时生员原则上成为终身的身份乃至资格，“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⑩明代把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连，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11)学校在科举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希望由此仕进的读书人密不可分，从而赋予了学校新的社会意义。卜正明认为，学校如果不是那些达致生员程度的学生的听课之所，至少是他们必须登记注册的机构，所以其重要性在地方士绅的世界中尤为突显。(12)
    明代有很多中举的传闻都附会到明伦堂。如《涌幢小品》记载，宣德八年(1433)温州守何文渊于明伦堂集诸生讲书，有群蜂引一巨蜂集楹间，声音如雷，公顾谓诸生曰蜂有巨儒之象，来科状元定有其人，后周旋果及第第一。(13)《南吴旧话录》中也记载，成化十六年(1480)秋试，李东崖入学晨参时，忽见一五色鸟，飞集明伦堂集梁间，二日后才去，众人皆认为是好征兆。果然成化二十年(1484)廷试魁天下第一。(14)巨蜂、五色鸟都为士子中举的吉祥之兆，士子们逐渐将吉祥之兆附会到明伦堂，这些逸事可能是中举后附会的，但是由从传闻可见，士人对明伦堂的关注明显增强了。另据《七宝镇志》记载，居住在松江府城附近的乡镇士人钱福等，遇朔望俱拜诣学宫，相互批阅月课，而后科第连捷。(15)钱福于弘治三年(1490)中状元，黄明、顾清、李希颜于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曹闵于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16)在士人心目中，对于学庙的顶礼膜拜，是与自己的科举仕途息息相关的。
    明代生员的名额随着全国人口总数的激增，大量的生员造成科举下层的恶性壅塞现象，使得明中期后士子中举更为困难。(17)以松江府为例，明初设有松江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正统四年(1439)增设金山卫学。后分设青浦县，又于万历二年(1574)增建青浦县学。万历元年(1573)，五学生徒共计1200余名。至万历末年，单松江府学，“廪土之外，为增为附，鼓箧升堂者动以千计”。至明末，仅上海县学，其廪、增、附生，共约650余名。(18)
    随着士子上升的困难，明中后期士子们对于地方学校更为关注。万历十九年(1591)松江府学乡试诸生失科。次年会试，凡由府学出身者皆不第。而此前徐阶府第左边的重恩坊迁建桥东，于是便有民谣“重恩牌楼过了河，府学生员脱了科。”知府詹思虞迁教授衙据德斋，建魁星楼，以墙垣蔽塞西道，教官皆从学前出入，民谣又说“府学秀才只进勿出”，詹思虞只得改建如前，教授衙则从诸生议，命监生陈大廷、范允恒董其役。(19)府学的兴修受诸生言论所左右。上海县学旧有七星潭，为徐司空侵占，诸生建议拆卸，开复故址；牛市泾风水有关学校，诸生议开浚；县学旧属莫是鳌修，后毁坏，嘱监生顾正伦修，诸生监督甚严，顾正伦殚力改造，宛如创始，遂至倾家。(20)士子们主动加入到府县学的兴修中，并承担其建设的主要任务，许多基础建设的改善也来自私人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