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明清时期明伦堂虽然是官方自上而下推行，在地方社会普设，作为储才养士的场所，负有教化之责，但一旦它在地方府州县扎根后，便与地方社会发生紧密联系。尽管有明一朝，也屡有明伦堂不修，生员不在学的现象，但是它是团聚生员的一个场所，对于不同社会群体起整合、凝聚的作用。
    地方士绅出身于府县学，其家族后人也需通过学校步人科举仕途，这种脐带关系，使他们对明伦堂颇为关注。明伦堂里生员所发生的任何社会性动作，他们都不能漠视不管，从以上很明显看到，起初由五学生员发动，最后士大夫、孝廉均普遍参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伦堂在此团聚的不仅是生员的力量，当地方社会秩序受到危害时，地方上的士绅也借明伦堂互通声气。
    地方士绅通过明伦堂增加他们的群体力量，扩大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学校成为士人公共活动的场所，进而对地方事务加以干涉。生员聚集明伦堂以击鼓、发檄等形式，但容易煽动民众的情绪，在士绅的普遍参与下，利用了民众的态度，极易形成地方社会的话语力量，对地方事务加以评议。当地方公议促进良性发展时，有利于地方安定与发展；而当生员借此持吏长短，它也可能成为病民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时人所称的“学蠹”(65)。地方士绅生员借助明伦堂，也表明其行为的正当性，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同时仍希望纳入到正常的程序中，以便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默许，成为地方话语的支配者。
    明代江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向是政治、经济矛盾最尖锐的地区，特别是在明末城市及工商业兴起的背景之下，情形更显突出，发生了很多士变、民变群众的集体抗议活动。松江一府里，竟然五学联合，利用通学力量来进行抗争。学校力量的强大，使得地方官府不得不重视这种地方势力，希望能平衡各种势力；有时是压制，有时是默许，希望纳入到中央一统的正常秩序中。明伦堂在地方社会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这一时期危机加深、社会动荡加剧、变化显著的特点有关。从总体上说，明末地方社会中，士绅与官府更多的是协调与依赖。而清初中央一统的情况下，江南一带成为最敏感的地区，以明伦堂为纽带聚集的士绅力量，更是在中央密切关注的范围内。对于地方势力，地方官府与学政竭力压制、甚至是打压。清初哭庙案处理结果与董其昌事件迥然不同，凡是参与到此事件中的士绅，均受到严惩。
    可见，对明伦堂的处理实关系到地方社会的稳定，或为教化之所、或为公议之所、或为惩戒之所，实都为维护地方社会的秩序。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明伦堂只是地方社会的公议空间之一，还有诸如城隍庙等等，对于地方社会实则还有很多可探讨的空间。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日］夫马进：《明末反地方官士变》，《东方学报》第52册（1980年）；陈国栋：《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新史学》第3卷第1期（1992年3月）；巫仁恕：《明清城市民变研究--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4年6月；［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上江南社会--17世纪の中国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多受陈宝良先生一书的启发。
    ②［英］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在《学宫与城隍》（载［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26页。）一文中讨论学宫和城隍成为官方信仰，城隍是以自然力和鬼为基础的信仰的中心，因而可以说是用来控制农民的神；学宫是崇拜人和官方道德榜样的中心，是官僚等级的英灵的中心，学宫还是崇拜文化的中心。
    ③（宋）阳枋：《字溪集》卷8《重修夔州明伦堂記》，四库全书本。
    ④《明史》卷69《选举志》。
    ⑤（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79《礼部》，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明史》卷142《王省传》。
    ⑦《明史》卷143《陈思贤传》。
    ⑧《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6，四库全书本。
    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9。
    ⑩《明史》卷69《选举志》。
    (11)［日］寺田隆信在《关于“乡绅”》（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125页。）中指出，学校根本没有起到养士的目的，只不过扮演了使教育隶属于科举的角色。将学校包括在科举制度中，不仅仅作为单纯的教育机关，而将它搞成积极取士的机关的尝试虽不始于明代，譬如熙宁元年(1608)由王安石实行的“三舍之法”，但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则是从明代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