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檄》一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共鸣。随后初十、十一、十二接连数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揭纸相传，飞檄布满街衢委巷，真正怨声载道。以诸生为首，发动了所有的民众。由华亭县学到五学，由学校及社会，再到整个松江府以至于外地客商，学校成了舆论的发动者，以及乡评的驱动者。(37)三月十四日，五学生员先鸣冤于府。次日，“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而骂声如沸”。董家雇集打行守宅，百姓先拆毁陈明房宅。次日，百姓仍前拥挤，加以上海、青浦、金山等处报怨者俱夜早到。民众于晚上乘风势，焚抢董其昌、祖常的住宅，及陈明母亲尸棺。祖源宅又被焚烧。三月十九日，城外白龙潭书园楼居被焚。事态欲加扩大，由生员的抗议到民众的普遍参与，甚至进行焚烧抢掠。地方学校的一举一动，实关系到整个地域社会的稳定，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则会酿成大暴动。
    此时松江署府海防同知黄朝鼎，华亭署县府理刑推官吴之甲，俱以公事外出，不在府县衙内，到三月十三日才回。府县见群情激昂，生员鸣鼓诉冤，“恐致激成大变”，为平民冤，拘捕董家奴陈明，杖责25板，以平民怨，并贴府示劝百姓各自归家。百姓仍聚集不散，自府学至董家，拥挤不堪，以至道路不得行。当时黄朝鼎欲出兵相救，被制止，以为百姓数万，恐有他变。虽是为了松江一府的安定，也侧面说明当时地方官员也不满董其昌的恶行。十七日，县示贴坐化庵，“百姓各归家安生，不得仍前拥聚”，“若再拥挤，府县捕官，带领兵快，一一锁拿，即以乱民论矣”。此时府县官员并不愿将事态扩大，只希望尽快恢复地方的安定。而此时董其昌不甘心“民抄”之名，四处求助，欲把罪归于学校，以行开脱。(38)董其昌与一二生员的矛盾，遂激化为与学校的矛盾。
    松江府学为保护学校生员，在申覆理刑厅、学院公文中，一再为生员辩白，认为五学生员在明伦堂为生员范启宋称冤时，俱系作揖，从容跪禀。并且每月朔望（初一、十五），诸生集候本府行香，实以为惯例，并没有聚众扛帮，士子们都是“彬彬雅驯，遵奉学规者”，“为生员范启宋称冤者，五学之生员；火烧董宦者，三县之百姓。”并无“首难”，“实难妄指首从”。(39)松江府理刑推官吴之甲初审时，也认为《五学檄》一发，诸生十四日鸣于府，十五日鸣于庠，是为义愤激起，拘责陈明下狱后，诸生则散去。至于生员，“一人有爨，众友不平，似出狐兔之悲”，据各学教官所申，合郡缙绅所论，与诸生了不相干。(40)府署官员与府学立场一致，也是希图保护诸生。
    然而五学发檄，群起声讨，以致百姓焚抢，事态极为严重，应天学政、钦差督学御史王以宁下令苏松兵粮道严查。于是苏松兵粮道为应付上面的严查，将生员陆兆芳先行黜革，范启宋候问，捉拿打行恶少王皮等八人，并没有上报其他生员。学院几经催促后，方报郁伯绅等五生为首扛帮。然而王以宁认为松江各学生员，竟然发檄聚众，藐视法纪，当堂要挟，而府县学教官又为其偏袒，性质恶劣。陆兆芳与董其昌争婢，五学生员在府学为范启宋父子声冤请治董宦豪奴，就是焚抢的衅端。不仅要严惩生员，而且需查处府县学教官，限五日内赴学院面审。至此，陆兆芳黜革衣冠，五学生员株连，10名被牵人。府学教官被学台解院提考。
    此举顿时激起了府县学生员及当地孝廉、士大夫的众怒，他们都出身于学校，同为地方士人，“礼一士，则士林皆悦；辱一士，则士林皆怨”。(41)为了维护学校的清誉，联名发表了公书、公揭。《合郡乡士大夫公书》由张鼐执笔，认为焚宅一事，“皆三四辈利抢之徒，乘机局讧，与学校毫不相涉也。”“安陆生所以安董，安学校正以安郡城，若台毫不加怜察，夺陆生之衣冠，坐诸生于一网，甘心士类，为一家全胜之局。则他日有叵测之患，生辈居城者，置不一言，亦与有责焉。向以远嫌，并未通启，兹且事不获已，敢合词以请，实为地方，非关游说也。”《合郡孝廉公揭》揭为“上白士冤，以全乡绅，以安地方事”。申明此事“与学校绝无干涉”，“今董宦急欲鸣冤，而讳言民变，辄归罪于学校”，“况合郡缙绅与董宦岂无狐兔之感，反出公言与陆生申理，则起？不在学校又明矣。”
    参与“公书”、“公启”的松江府士大夫与孝廉基本上出身于五学(42)，以华亭县和松江府县居多。当时发表《合郡乡士大夫公书》者皆为居乡士大夫，“以上或致政，或丁忧，或给假回籍，皆居乡睹闻者。出公启，有出仕在外者，不与名。”(43)说明他们是密切关注地方事务，他们也出身于五学，对于诸生的处境多是持同情的态度。地方的士人以学校为纽带，共同维护地方秩序。(44)
    士绅内部的层级划分，历来是史学界纷争不已的事，我们从这一典型事件中可窥知，士绅内部秩序有自然等级秩序，地方的层级仍主要是靠功名、地方声望与资历，在发表揭帖、檄书时，很自然分为三类，生员、孝廉、士大夫，功名是标明身份的主要依据，士大夫中大部分为进士，另外有少部分在地方拥有较高声望、资历较老的举人（孝廉）也跻身于士大夫层。士绅内部也有“清议”，对于恶宦的不能容忍。这种“清议”的存在，也恰恰验证了夫马进、岸本美绪所提出的“乡评”“声望”等，对于士绅内部的恶势力，以明伦堂为纽带，不同层次的士绅联手加以抵制。董其昌竭力避免“学抄”之名，是惧怕士绅内部“清议”，唯恐不容于士绅阶层。
    松江府合郡士大夫与孝廉齐发“公书”、“公揭”，使得事态愈加扩大，以至于苏州、常州、镇江三府联合参与会审，“董宦之祸，始基于士，终凶于民”，“严于民自不得宽于士乎”。(45)对生员陆兆芳仍加黜革，参与率众鸣学、持札讲事、协投冤揭的13名生员分别杖革（5名）、杖降（5名）、杖惩（3名），董其昌家奴陈明处杖，焚抢者金留、曹辰处斩，无赖打行胡龙、地扁蛇朱观均加以惩处。生员不甘心被处责，集体辩冤。(46)
    此事，最后惊动了中央，巡抚应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应麟，将董其昌一事上奏到万历帝，“海上之民易动难静、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万历帝要求严查，但最终万历帝作何了断，《实录》未加记载。(47)
    不过，从整个事件来看，由生员发动五学力量，进而发动民众，造成焚三宅的民众暴动，冲突非常激烈。但是从处置的结果来看，只是对个别参与焚抢的骚乱者加以处斩，五学生员虽遭到杖革、杖降、杖惩的处罚，但并未遭到处斩。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地方府县，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平息事态，以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
    对于学校议政的风气，有东汉太学生的清议、宋代太学生的伏阙上书。但是晚明出现以明伦堂为核心，发动整个地域社会的力量，参与地方活动，这在以往并不多见。可能正是明末学校风起云涌的力量，使黄宗羲意识到学校的功能不仅在“养士”，而且是独立的舆论机构，甚至可以成为制约皇权的舆论空间。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在黄宗羲看来，不是皇帝，而是“学校”形成的舆论，才是天下是非的标准，身为天子的皇上也要以其是非为是非。(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