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公议之所到教化之所：清初哭庙案前后
    明末的战乱和兵燹，使府、县学宫毁失殆尽。清廷一面创修学校，大兴科举，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基于明末士人力量的强大，惟恐“群聚徒党”，即于顺治九年(1652)，颁布“卧碑”于明伦堂之左，以束缚士子的言行。清初卧碑相对于明初学校卧碑的规定更加严厉，对士人言论、结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实严禁，以避免明末自由讲学、抨议朝政、裁量人物之风复活。明代卧碑虽强调“毋轻诉于官军国政事，生员毋出位妄言”，但“十恶之事有干朝政，实迹可验者，许密以闻”，“在野贤人君子能练达治体，许其赴京面奏”。而清代则“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举治罪”；“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也不许牵连生员作证”；“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颁布多项禁令，以箝制生员言论，力图使生员居心忠厚正直，以期塑造为清廷所需的忠臣、清官。(49)
    与此同时，清代学校加强了对士子的管理，颁布教官考校之法，有月课、季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次日讲大清律刑名、钱谷要者若于条。每月召集诸生在明伦堂，诵读训饬士子文及卧碑诸条。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试卷申送学政查覆。(50)出于对地方的教化，常在明伦堂宣讲圣谕广训，力图使明伦堂成为训化士子的场所。(51)
    但是在清朝最初的几年里，清朝忙于对全国的统一事业中，对于江南士子的控制还不是很严，对于学校的禁令尚未完全贯彻。以至于时有反地方官事件的发生，士人不满地方官的严酷，借巡按巡学时，加以申诉。华亭知县周世昌，异常贪酷，对地方催征紧急，顺治九年(1652)，巡按秦世桢莅学宫，诸生控诉周贪酷，并围而噪之，攫去其顶帽。罗士俊守松最贪，纵平日奴隶诸生，后逢巡按临学时，诸生陈述他的劣状，瓦石交投其背。(52)明伦堂在此时仍是士子们申诉的空间。
    顺治十八年(1661)，苏州发生了哭庙案，苏州生员借顺治帝驾崩之机，在府学文庙（明伦堂）完成哭庙仪式后，前往苏州府府堂呈递揭帖，要求将强迫民众完粮的吴县县令任惟初免职。(53)据《辛丑纪闻》载，顺治驾崩的哀诏于二月初一下达吴县，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府学教授程邑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抚臣大骇，叱左右擒诸生及众，遂尔星散，只获去倪用宾等十一人。两个多月后，金圣叹也受此案牵连被逮捕。当时参与受理此案的江南巡抚朱国治与吴县县令任维初为一丘之貉，案发后，朱国治就千方百计地为任维初消灭罪证，竭力为其开脱。并对曾经参劾过任维初的府学教授程邑恨之入骨，想把他牵扯进去。四月初八日第一次会审，不召任维初，只用严刑拷十一人，程邑也受审，但没有审出结果。十三日第二次开庭，又将“以病归里”的吏部员外郎顾予咸解送到江宁受审。顾予咸本杰与哭庙事全无干系，只因顾向道台王纪说任维初不适合担任一县之长，结果遭到任维初的忌恨，也被押解到江宁。顾予咸后来由于议政王的关照，得以从轻发落，免罪开释。当差役为他去掉项上铁索时，“时当盛暑，汗流积项成膏，腐肉满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程邑供出丁子伟、金圣叹二人，称金圣叹曾撰《哭庙文》写道，任维初伙同部曹吴之行，偷卖公粮，罪行发指，遂往文庙以哭之。朱治国大为震怒，丁子伟、金圣叹被逮，各两夹棍，打三十板。金圣叹高呼先帝，被掌二十巴掌，下狱。
    对金圣叹是否亲身参加了哭庙，一直以来有所争议。根据目前史料的记载，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金圣叹参加了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那次集体哭庙的行动。只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集》说：“顺治十八年哭庙之狱，死者十八人，人瑞与焉。”这“人瑞与焉”四个字，也只能说明他被牵连进了这一大案，仍然无法肯定其具体的罪状。但是从被处斩的事实来看，凡是伐鼓聚众、撰写哭庙文、参与请愿示威活动的人员均遭到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入官。连府学老师因借府学钥匙也被牵连进来，遭到惩处。即使“以病归里”的吏部员外郎顾予咸因为对知县说了句不称职的话，都遭到酷刑，土人借助为顺治帝哭临，在明伦堂宣泄情感，趁机揭发地方不公现象，这原本是正当途径，也是明末明伦堂议政风气的延续，并未酿成民变，结果却遭到处斩，可见清廷监控之严格。
    哭庙案留给明伦堂的印迹可为是血泪斑斑，自此士人恐怕很难再现明末士子公议热闹非凡的场景了。清初如金圣叹诸人，即因此横罹非辜。自后士人遂无敢犯者。(54)所以，时人也说，“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合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今非其事也”(55)。
    在奏销案的打击下，以松江府为例，“凡地方有欠者，敲朴监追无所不至，士子则不论多寡一概斥革，许其原名应试，所欠漕米悉准抵销，六学生员所存了了。”(56)此时松江府又分出娄县，五学之外又增娄县学，故六学。士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如前面执笔《合郡士大夫公书》的张鼐，在明代为礼部侍郎。其子张大爷者倚父势，惯以棒椎打人，故松人号为张棒椎。鼎革后，家资尽废，年六十，为华亭捕衙役人以谋食。康熙初年，因欠粮，为张羽明责之。有旁人提醒：“此昔年张公子也。”张羽明说：“今即张侍郎在，我尚责之，况仅存其子乎！”闻者莫不悲叹。(57)在此打击下，反地方官的士变很难再有。巫仁恕曾对明末至清中叶反官与保官事件进行研究，就时间分布而言在崇祯到顺治年间，这类事件几乎都是由生员领导的。至康熙前期，因为辛丑奏销案使得绅士力量大衰，这类事件也近乎绝迹。(58)
    自此，明伦堂更多充当教化的场所。汤斌镇抚吴中时，认为士风“文藻盛而实行衰”，曾聘耆儒于明伦堂，聚生徒讲孝经小学。(59)如雍正年间，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认为浙江风俗浇漓，惟杭嘉湖三府为甚，杭州人狂放，湖州人刁健，嘉兴人浮薄，于是每至一州县，即传集绅衿人等至明伦堂，宣讲圣谕，要革除抗粮健讼种种恶习。(60)在清廷的控制下，明伦堂甚至成为扑责士子的场所，如镇江府属汀漳道朱鸿绪在明伦堂孥欠粮生员，令其朗诵圣谕广训，半个月始放。又于明伦堂做竹笼一个，内用竹尖四条，将欠户锁于笼内，不使展动。(61)明伦堂成了执法之所，以戒效尤。可能扑责之风太盛，鉴于此，乾隆元年议准，生员有应戒饬者，地方官会同教官，将事由具详学政，酌断批准，然后照例在于明伦堂扑责。如因一言抵牾，辄任意呵叱，不待申详，不会同教官擅自扑责者，听学臣纠参以违例处分。(62)
    清初对地方政事的讨论虽也常在明伦堂举行，居乡的地方士人也常受官员邀请在此议政，如松江府一府的大事，漕米的官收官兑，里甲的均田均役，均在明伦堂议论。(63)康熙年间，松江府修海塘一事，也是“会同绅衿耆里妥议，亲临踏勘，绘画图形等，于明伦堂公议”。(64)但在清廷的严厉政策下，明伦堂主要是作为教化的场所，因而类似明末以通学力量参与地方事务的例子则极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