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学、浙东史学之嬗变与复兴
    宋学，又称义理之学，通经明大义，由经义、义理以通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明体用之学。漆侠曾总结其学术特点：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⑨宋学缘生于唐宋鼎革。是时学风文风大变，欧阳修、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疑经辨伪，摒弃汉唐章句之学，为学通经知古明道，践行义理，修身施政作文，由此形成宋学。宋初学人重视经义、治事，较为典型者是胡瑗。他“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⑩宋神宗曾问胡瑗高弟刘彝，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11）此后，宋学虽经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二程、张载等推演、发挥，形成不同学派，然湖学始终受到重视。南宋初，程学一度兴盛，浙东学人秉承程颐学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程颐曾师承胡瑗，由胡瑗经世致用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为学在于求道，求道在于正心、养性、蓄德，中正而诚，成为圣人。欲达于此，不仅要通经，还要读史，读史观成败。《河南程氏遗书》卷24《伊川先生语十》曰：“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读史能体验历史，领悟成败之理，深深影响了浙东学人，迭经发挥，独成一派，即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学术，因重史学，也谓浙东史学。
    浙东史学“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已、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俭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至明初宋濂、王祎、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竟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12）
    至于浙东史学兴衰的原因，何炳松说：“唯浙东史学第一期之初盛也，其途径乃由经而史，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第二期演化之经过亦复如是。”（13）这仅是就现象而论，现象背后还有学术与社会的作用。明清鼎革之际，学人厌恶空疏学风，借宋学反对王学，宋学倡。乾嘉时期，汉学行，清儒用汉学矫朱子之偏。道咸以后，汉宋兼采，补救汉学之弊。清末民初，经学衰，史学受西学（又称新学）的影响而复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重实证与科学，乾嘉诸老的考据方法受到重视，从学术渊源上讲，此期史学所受影响是以汉学为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史学家发挥宋学“经世致用”思想，浙东史学的“事功”精神，结合抗敌现实，研究学术，反对投降，借学术正人心，端士习，弘扬民族正气。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纷纷扭转学术方向，注重现实，讲究实用，读书保国保种，宋学、浙东史学一时复振。
    钱穆于1937年初著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自序》说：“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是书第一章“引论”，开首即论近代学术导源于宋，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别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4）民族危机，国难当头，是投降还是抗战，牵系人心世变与学术思想，钱穆回顾三百年学术变迁，其意在用宋学精神铸造民族精神，并说明宋学复振乃历史必然。
    陈寅恪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于1942年1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5）宋学复兴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
    三、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抗战时期，史学家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蒙文通由宋学研究，探讨学术、人心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为抗战提供借鉴。他认为：人心趋静，则向心力强，社会安定；人心趋动，则离心力强，社会混乱。治乱在人心，人心动静受学术影响至深。“宋之时，亦举世而趋动，承五季之余风，邢、孙之流，袭唐人之疏，则裁其滥而约之以义理；庆历而后，更摧落汉唐之议，以极于横删六籍，怀疑摧陷之勇，迈于贲育，视魏晋有过之。故曰宋亦群众心理趋于动之时也。然宋人不苟安于怀疑之域，进而有必于求是之心，于愚夫愚妇，不学不虑，启示人心固有之知能，以之扫抄摹昔贤语格套俗伪之论，于是至理明而天下是非有准，迷曲之论不得公行，黑白不相淆，俗正而政肃。”（16）学术兴，事理明，是非有准，黑白曲直不相混淆，荣辱廉耻分明，人心才能正；人心正，才能有良好的社会风习与清明政治。学术的基础是哲学，目的是正人心，定是非。蒙文通说：“宋人之学，其始也为哲学，人人反求诸己，期于自证自得；其终也，抉人心同然之安，而天下归于一是之定……此宋之所以能有统一之治，外之足以御北狄，而僭乱不作。”（17）学术盛衰关系社会治乱，“五季之乱，烈于三国，廉耻扫地，奚止清谈，契丹之迫，过于刘、石，患迫则虑远而忧深，此宋之所以能挽一世于即倒者也。正其学术明而风教肃有以致之。及其覆亡，忠义相属，如火如荼，虽曰宋明以灭于异族之故，而仗节死义者独多，然永嘉之败，其为灭于异族则一，而节慨不稍见，岂非是非之久淆而学术太荒之故哉？宋之风以严肃，而六代习于怠荒，其盛其衰，此祸福之无不自己求之者。”蒙文通借古讽今，曰：“今之世，言议淆而政俗污，何其似魏晋、五季之甚，吾人亦希能比踪于两宋，而无为六代之续而幸也。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而事变云为纷纷者，皆其现象之粗迹，而别有为此现象策动之因存，亦正今日所当深思而引为明鉴者也。”（18）从抗战现实出发，总结宋学精神，用学术正人心，明是非，共同抗敌，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使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