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探索人心世变与社会治乱，致用现实。同时，又以宋人著述为标准评判民国史家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方面。1935年2月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重刻本作《序》，说：“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19）《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10月，“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20），陈垣因撰此书，富有中华民族精神，故陈寅恪曰之“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21）1940年7月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22）以宋人著述作参照，《明季滇黔佛教考》不仅超出了元明清，也超出了宋人。陈垣借明末西南地区佛教考证，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论证抗战时期政治与学术文化形势，其思想境界高出宋学，故陈寅恪曰“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同样，陈寅恪在1942年1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也是从宋学的角度，揭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正》之精神，说：“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噫！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23）遭际离乱，国难当头，寅恪与邓广铭身同感受，故能体会其著述苦衷，才能撰出如此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序言。
    抗战期间，陈寅恪撰著并出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后又撰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由制度史、政治史而及社会史研究，颇具宋学特别是南宋史学的精神与风格，都是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成果。此外，还有钱穆撰著的《国史大纲》，亦受宋学之影响，焕发出新民族主义史学之精神。
    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陈垣的贡献突出且有特点。他由清学转向宋学，然他本人并未提及“宋学”，而是讲“有意义的史学”。抗战爆发，他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又撰《清初僧诤记》，借佛门派系之争，责骂汉奸变节投降。1941年，抗战处在艰苦阶段，撰《南宋河北新道教考》，论证“夷狄无百年之运”，只要民族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著书教书，保留读书种子，等待民族复兴时机。1944年抗战后期，日寇行将败亡，他又撰《通鉴胡注表微》，结合自己一生治学心得体会，总结升华其“有意义的史学”，通过表发胡三省《通鉴注》微言大义，予以系统的理论概括，造就了民国时期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部代表作。
    四、《通鉴胡注表微》所反映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
    陈垣一生熟读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抗战时期，平津沦陷，民族屈辱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胡三省的“亡国之痛”。故“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胡三省字身之）与文（天祥）、谢（叠山）、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见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辨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于是撰著《通鉴胡注表微》，“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24）
    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年进士，遭遇南宋亡国，同年好友赴义，为他内心留下深深巨痛重创。其注《通鉴》，每见亡国耻辱，隐伤发背，“呜呼痛哉！”“七七”事变，外族入侵，也深深刺痛了陈垣，共同的遭遇使他真正明白了《通鉴》胡注的学术精神。胡三省借注《通鉴》，抒发其对大宋忠爱之赤诚；陈垣借表发胡注微言大义，论证爱国主义道理，尤其是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能否坚守民族大义，是每一位史学家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学风、方法的根本考验。并说明胡三省不仅是位音训学家、地理考据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刻爱国思想的历史学家，亦是南宋渐东学术的殿军。
    陈垣也是一位以考据为擅长的著名史学家，早年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思理缜密。抗战爆发，其学术讲究经世致用，陈古证今，全面阐述其爱国主义思想、民族大义和史学主张，用历史研究为抗战提供理论与精神支撑，探索学术救国救亡的道路。《通鉴胡注表微》首列“本朝篇”为第一。曰：“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之后……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其“恒称‘我朝’或‘我宋’……身之原文也。”“父母国”即“祖国”，史家著史当对自己的祖国忠贞不二，爱国是史家最大的政治和必须恪守的第一道德。有国有家时，人们对此似乎不措意，山河破碎，国家败亡时，祖国显得尤为重要。胡三省注《通鉴》于宋亡之后，犹称宋为“我朝”，国虽亡而国之精神不亡，由此昭见其注《通鉴》的政治立场与爱国精神。
    《通鉴》胡注，又涉及书法、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评论、感慨、劝戒，虽言史法，亦具精神。“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固与《通鉴纲目》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朱熹《通鉴纲目》之书法，借褒贬以维护封建正统，已非《通鉴》之书法。胡注论《通鉴》书法，多就原书而言之。《通鉴》不记王莽改正朔，删削桓玄年号，书东晋帝逝世为“崩”，自有义例规范，即借笔削不予记载，表示莽之正朔、桓玄年号不合法而不予承认；书东晋帝“崩”是因为东晋承西晋，西晋原为一统王朝。胡注对此一一揭明。陈垣表胡注之微，曰：“然则读《通鉴》者，于南宋诸帝，亦可以先尝混一书‘崩’。身之盖思及本朝，而心痛国力之不振也。”至于《通鉴》不书桓玄年号，陈垣说：“然乱臣贼子可以笔削；敌国外患不可以议论弭，两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敌国也！悲夫！”（25）国力不振，面对强敌入侵，高谈阔论只能误国，可悲可哀！与其说陈垣表胡注之微，倒不如说是其对抗战的看法。
    《通鉴》记事，有些事叙述清楚，不必出注，然胡三省特别加注。如周赧王四十九年，应侯使须贾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胡注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池而尽杀城中人为屠，亦曰洗城。”陈垣曰：“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德佑元年十一月，元兵围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力战固守，皆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明丘濬《世史纪纲》亦论之曰：‘作《元史》者谓伯颜下江南，不杀一人。呜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伯颜前此潜兵渡汉，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下，城陷之日，尽屠戮之，止有七人伏桥坎获免。残忍至此，而中国之秉史笔者，乃亦曲为之讳，至比之曹彬，岂其伦哉！’丘濬生异代，犹为此论，文山、身之，接于耳目，其感怆为何如耶？”（26）战争残酷，人命如蚁，援庵特表此节，也有感于日寇入侵，在中国制造了一桩桩灭绝人寰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