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满、蒙文《清实录》特殊的文献价值
    《清实录》除了汉文本外，还有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据清代实录修纂制度，实录修成后，要抄缮成五份，分别藏于皇史宬（大红绫尊藏本）、乾清宫（小红绫御览本）、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呈审本）、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除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基本散失外，其他四份至今犹存，不过收藏地点多有变动：原藏皇史宬的大红绫尊藏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藏盛京崇谟阁的大黄绫尊藏本，现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原藏乾清宫的小红绫御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只有原藏于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呈审本未发生改变。除了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只有满、汉两种文本各一部，计2部外，其他四份都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的文本各一部，计12部。也就是说，当时共有满文本实录五份计5部，蒙古文本实录四份计4部。这些满、蒙文本的清实录，并非完帙，有部分册数散落于外。
    这些保藏在北京、沈阳、台北及其他地区的满文、蒙古文《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一，满文实录可以厘清被汉文实录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在乾隆之前，实录修纂的程序是先修成满文本，然后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乾隆以后，是先修成汉文本，然后翻译成满文本和蒙古文本。（22）因此，早期的清代实录，满文实录是最原始的文本，在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时，难免出现带有政治倾向的技术性处理。要弄清历史真相，满文本无疑是“第一手材料”。例如，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删去了原始档案中满洲对明朝的敬称，而在《满洲实录》满文本中，仍然保留了对明朝的敬词，如，“nikan I daiminggurun i wan lii han i juwan emuci sahahun honinaniya”，翻译过来就是“汉人大明国万历汗的第十一年癸未”；再如，“daiming gurun I wan lii I taidzi tai boohergen I lii ceng liyang”，翻译过来就是“大明国万历汗的太子太保官衔的李成梁”，里面都是称“大明”，而不像定本那样改称“明”，似乎与明朝是对等之国。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还删略了满洲殉葬旧习，但《满洲实录》满文本却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如，太祖以四个婢女殉葬皇太极生母之事，《满洲实录》是这样写的：“taidzu sure beile haji fujin ofi，delheme yadame，fujin i tak raha duin sain hehe，be dahabuha.”翻译过来就是“由于太祖聪睿贝勒所爱的福金，单独的离去，便把福金使唤的四个好婢女殉葬了”。尽管汉文本也记载这一事实，但满文本却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还原了历史场景和真相。
    其二，满、蒙文实录还可以用来与汉文本对照，改正汉文本中存在的翻译错误。在记述留守辽阳的满洲将臣时，《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他们为“多毕（或多铎弼）叔叔”、“背胡吉叔叔”、“沙进”和“素把海（或苏巴海）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则写成：“命族弟铎弼、贝和齐，及额驸沙进、苏把海统兵守辽阳。”（23）其实只有苏把海娶了太祖的宗妹，可以称为“姑夫”，沙进则不能称为“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都称之为“额驸”，显然有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称“多毕叔叔”、“背胡吉叔叔”，将“叔叔”置于人名之后，并非表示家庭亲属关系，而是对长辈的尊称，然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却译成“族弟”，实有不妥。考《满洲实录》的满文本，则发现所记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同，从而证明了《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的错误。
    关于费扬古的称号与名字，《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称：“天命七年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卒。年六十四。”（24）这种记载较《太祖武皇帝实录》增加了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安费扬古”（an fiyangg），但这种记载却大有问题。硕翁科罗巴图鲁的资料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有记载：“初名谙班偏哥，因其英勇超众，故名雄科罗（即硕翁科罗）把土鲁。”（25）康熙朝重修《太祖实录》时，在初稿本中还抄录了这段文字：“舂科落初名昂邦费扬古，因其英勇超众，故名舂科落把土图。”（26）这两段记载中，“谙班”与“昂邦”都是满文“amban”一字的音译，意思有“大臣”、“大人”等，“偏哥”与“费扬古”则为满文“fiyangg”一名的译音。满洲人的名字常常以排行来命名。“fiyangg”原意是“老幺”，因此，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应是“费扬古”，“谙班”或“昂邦”只是他的官衔。《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取“amban”第一音节，称硕翁科罗姓“安”，非是。按照满洲早期习俗，所赐“巴图鲁”（勇士）称号，前面再加特殊的限定词，就成了此人的专称。如费扬古的限定词是“硕翁科罗”（“ongkoro”，其义为“海东青”，乃东北出产的珍贵名雕），于是，“硕翁科罗巴图鲁”就是费扬古的专称，有专称的人必不再记载他的本名。因此，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满文本作“ongkoro baturu an fiyangg”）既不合满洲习惯，也将其姓名弄错误了。考《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载：“nadan biyade，ujujergi amban ongkoro baturu mimeme ak oho，ninju duin se bihe.”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七年）七月里，第一级的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死了，得岁六十四。”这才是正确的写法，既不将“amban”（谙班）断章取义成“an”而硬说成是费扬古的姓；也不在已称费扬古专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后再提他的名字“费扬古”。由此可见，满文实录对于改正《清实录》汉文本中的错误乃至其他满文错误，都有重要意义。（27）
    满洲入关后，随着汉化的加深，蒙古文修成的《清实录》似乎成了一种象征，然而，蒙古文实录的价值还是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在满洲统治当时，蒙古公文书或文献，书写的方式，尤其是当时在北京和朝廷中，所用的一套格式”，而且“也可以藉它，来找出若干或部分的，非汉语人名地名的正确读音”。（28）
    蒙文实录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地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十月癸卯，“随于木城、噶顺、镜儿泉、察罕哈麻尔、陶赖、搜济一带，各设卡伦”（29）。原文中的地名有译意与译音混乱在一起的。根据蒙文实录，则发现这些地名作“Modun-u Qota，Tasun，Toli Bulaγ，aγan Qamar，Seüji.”据此可知，“木城”（Modun-u Qota）、“镜儿泉”（Toli Bular）两个地名是译意，其他地名则是译音。
    蒙文实录还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人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三月乙丑，“命左副御史二格，协办肃州军需事务”。“二格”，蒙文实录作“Elke”，汉译当作“额勒和”。
    蒙文实录还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军制问题。例如借用蒙文实录来了解军制名称的字义。《清世宗实录》汉文本“雍正九年二月癸卯”条，载有蒙古鄂尔多斯地方的“余丁”一词，其原意是指“披甲”以外的壮丁而言。“余丁”，蒙文实录作“qam  ilγanu eres”，意即“支援的男丁们”，也就是支援披甲的男子壮丁之意，蒙文将“余丁”的含义，说得比汉文更加清楚。（30）可见，蒙古文本的《清实录》并不仅仅是摆设，而且可以解决实录研究中的许多问题。（31）在《清实录》诸文本中，满文本和蒙文本的历史文献价值显然也是不容小觑的。
    综上所述，《清实录》是清朝所撰的有关当时历史的重要史籍，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著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清代历史文献学及史学，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三朝实录的早期版本，保存着真实的女真部落的历史文化信息。满文本和蒙文本，更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的重要资料，也是考证汉文本实录和清代历史事实的独特依据。因此受到了当代学者的重视，摘录和改编《清实录》的编著层出不穷，运用其史料研究清史的工作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