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莫亨达斯·卡拉姆钱德·甘地(1869-1948)的不同看法和争论由来已久,仅在印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就至少发生过四次分歧。本文也顺便介绍印共一些领导人对甘地评价的变化。 一 在甘地刚一踏上印度政治舞台时,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人M.N.罗易就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对甘地的作用问题展开过争论。罗易本人记载,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曾会晤罗易。列宁认为,从历史上说,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殖民地国家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因此,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一种客观的革命力量。“甘地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他是个革命者”。① 罗易反对列宁的上述看法。他说,即使在象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同封建的社会制度没有区别,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动的”。甘地“既然是一个要复兴宗教和旧文化的人,那么在社会方面就必然是反动派,不管他在政治方面看起来是多么革命”。②罗易当时还用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民粹派的论断来证明甘地和甘地主义的反动作用。民粹派也攻击资本主义是西方的罪恶,他们呼吁年青一代恢复沙俄时代的村社,他们虽然在政治方面是革命的,但在社会方面却是反动的。罗易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论断适用于甘地主义。 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其中明确宣布:“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在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同时,“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③这实际上是对罗易否定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甘地反帝作用的否定。但是,罗易在共产国际二大后继续坚持原来的看法,他在二十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评述甘地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包括《过渡中的印度》(1922年)、《不合作运动的一年:从阿默达巴德到加雅》(1923年,与其夫人伊夫林·罗易合著)。罗易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较系统地发挥了他与列宁论争时的观点。 罗易认为,甘地主义是“反动势力最剧烈最绝望的表现”。“甘地强烈的保卫财产权的本能,尤其暴露了甘地的阶级性,尽管他诚心诚意地反对现代文明中的卑鄙的物质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敌视,显然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④罗易所指的反动势力到底属于哪一个阶级,似乎并不十分明确。既可理解为反动的封建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也可理解为反动的乌托邦式的小资产阶级。他在《过渡中的印度》中说,甘地主义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由于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痛苦折磨而流出鳄鱼般的人道主义眼泪。他们渴望回到原来的古代黄金社会,这种人道主义,倾向于宗教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它不自觉地替反动势力服务。⑤ 关于甘地主义的作用和影响,罗易说过,1919年的民族起义由于甘地的作用而“被击溃和制止了”,“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已经在甘地主义的祭坛上作了牺牲”。由于这种情况,罗易认为,“甘地主义即将崩溃,这将结束印度民族运动史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动人心弦的一章。这将表明,反动势力影响不了社会革命运动”⑥。罗易猛烈地抨击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他认为,甘地对非暴力的迷信是同反革命精神分不开的。不愿印度发生革命的人才会把希望寄托在非暴力方式上。他说,甘地鼓吹非暴力主义的目的在于,防止起义的爆发,正是甘地用“爱和非暴力”这种简单的魔法,才使民族起义无能为力并平息下来,作到了政府用各种镇压方式都无法作到的事情。 二 对甘地评价的第二次论争发生在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争论是在英共领导人、印共的高级顾问帕姆·杜德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印共领导人之间进行的。 1927年杜德在《现代印度》一书中分析了甘地的阶级立场和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不完全同意罗易对甘地的某些评价。杜德认为,甘地的活动肯定无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精神上带有反动性的甘地主义宣传是同群众的利益相敌对的”。这同罗易看法大体一致。但他认为,甘地是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小资产阶级则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的同盟者的。他强调了甘地在政治上所起的革命作用和影响。他说,1919-1922年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群众性运动,而“甘地的功绩在于,在所有的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努力去接近群众。这是他最伟大的功绩”。人们不妨指责甘地具有种种怪癖和缺点,但“他的这一功绩却大于他的怪癖和缺点”。“这一功绩是他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贡献”。杜德还认为,甘地的第二个伟大功绩在于“他给群众带来了一项行动方针,一项群众行动的方针”。⑦杜德的企图是要印共充分利用资产阶级在反帝革命阶段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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