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印共党内在对尼赫鲁政府采取什么政策问题上出现分歧，才开始了对甘地的重新评价。南布迪里巴德自1954年7 月起在印共机关刊物《新世纪》上连续发表了评述甘地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编辑成《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一书）着重探讨了甘地所代表的阶级性质和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作者说，甘地代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他不是代表资产阶级中的某个人和某一团体，“他不仅成为建设派工作者的当然领袖，而且也是自治派的当然领袖，不仅是国大党而且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与社团的当然领袖”，因为他能够从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从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出发来观察每个问题。他能够团结和发动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内部的一切派系和团体都信任他的领导。“作为印度资产阶级典型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来说，甘地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20）南还认为，甘地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处在于甘地能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生活、问题、情感和热望息息相关。甘地在吸引穷苦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运动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值得赞扬的”。（21）
    南也指出了甘地的“局限性”：甘地全部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极端反动的社会观”。甘地在领导群众斗争的同时，“在向普通人民传播蒙昧主义思想”，这“显然是站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反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视野。南批评甘地对近代文明的厌恶是一种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评过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对待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关系上，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间人物”，他既能唤起群众进行反帝斗争，又能起到阻止群众采取革命行动的作用，他在“实际上帮助了资产阶级”。（22）
    南布迪里巴德的这些论述，一反过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权威看法，恢复并较大地发展了上述杜德的某些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杜德的看法大都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史学界正式纠正过去对甘地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前提出的。可以说第三次论战是以杜德、南布迪里巴德为一方和以苏联方面为另一方进行的，而且是以杜、南的胜利而告终的。
    四
    从苏共二十大以后正式纠正评价甘地的错误倾向至今。这场争论无论是从激烈程度上，还是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看，都是最大的一次。关于苏联史学界和印度学家对甘地评价的争论见于黄思骏写的《苏联印度学家对甘地评价的变化》一文（《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9期）。这里仅介绍印共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印共分裂以来对甘地评价的论争。
    与印共对印度社会和革命问题的看法相类似，对甘地的评价也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以南布迪里巴德为代表的看法主要见于上述《圣雄甘地和甘地主义》一书。印共在1964年分裂后，南布迪里巴德（印共〔马〕总书记）基本上保持上述看法。他强调的是反对在评价甘地这样一位极为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时采用过于简单的几句话来评价，他反对走两个极端：一种是过分简单的片面的颂扬，如把甘地说成是“唤醒群众投入反帝国主义行动的民族运动的鼓舞者”；另一种同样是过分简单的抨击，比如把甘地说成“千方百计阻止我们的民族运动沿着革命道路发展的反革命”。他主张对甘地采取严肃的态度，应当努力避免上述两种态度。
    第二种是以S.A.丹吉（印共分裂后任印共主席，现在是全印共产党总书记）、P.C.约希（曾任印共总书记，印共分裂后是印共全国委员会委员）等人为代表的看法。他们对甘地几乎全面的肯定并给以过高的颂扬。早在1958年，原印共领导成员H.穆克吉在《对甘地的研究》一书中，称甘地是印度“大地的灵魂”，“是为群众解除苦难而奋斗终生的伟大领袖”。（23）丹吉在1969年为纪念甘地诞辰一百周年时发表文章说，“甘地已不再是帝国主义帮凶，而是一位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由人民群众推向前进的领袖”。（24）约希在1979年著文说，甘地在印度历史上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没有甘地的领导，印度取得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将是不可想像的。（25）
    对于甘地的经济思想，P.C.约希等反对把甘地说成是反对现代工业的人。约希认为，民族意识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甘地恰恰在民族意识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为加速落后国家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这两个最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甘地在印度工业化方面起到了“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对于甘地的伦理和哲学思想，约希等人认为，甘地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革新家。他力图从印度社会内部来革除旧传统，重新阐明它、发展它，使之适用现时代的需要。他寻求保留旧传统来反对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是保守主义，但这种保守主义是为了寻求有生命力的传统使其继续发展以减少旧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鸿沟。约希说，甘地是利用旧传统使之适应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而尼赫鲁则是重新阐明现代化使之适应印度需要的领导者，因此，二者都是“印度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桥梁的伟大建设者”（26）。
    对于甘地的非暴力原则，丹吉等人也为之辩护。丹吉甚至认为，在1922年乔里一乔拉事件发生后，甘地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此后不再坚持非暴力原则。（27）实际上丹吉等人对甘地的这一原则是身体力行的。他曾说过，甘地留下的传统还需要共产党予以接受并加以发扬。在工农运动中，他一直提倡采取甘地式的“消极抵抗”、“绝食”、“象征性罢工”、“象征性被捕”等方式。甚至连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丹吉领导的绝食斗争“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遵从，不如说是对甘地的遵从”。（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