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著作发表不久，共产国际召开六大（1928年）。该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提纲》强调要揭露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的政治叛卖性和企图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反革命行径。该提纲认为甘地主义开始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思潮，而后来则变为“大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思潮”。⑧紧接着在1930年6月， 斯大林在联共十六大上则进一步全盘否定了甘地的作用。他把甘地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帮手。“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末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了狼狈的下场而已”。⑨斯大林的这一评价构成了批判杜德及其他一切肯定甘地作用的观点的最重要最权威的依据。
    随后《共产国际》发表署名瓦利亚的文章：《奴役印度人民的宪法和印度资产阶级的政策》，该文根据斯大林的论断，公开明确地批判杜德对甘地的评价。文章说：“甘地主义的阶级性是什么，它的演变又是什么。答案直接关系到拟订一项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关系到对民族改良主义及其演变的估计”。文章指出：把甘地主义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哲学，说其缺点在于反动的乌托邦式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仍然受到某些追随革命运动的人的支持，这种看法是极端有害的；它阻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文章在引证斯大林的定论后说：“甘地主义现在又一次暴露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本性”。“甘地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哲学”。“一直都是一种同地主制度有联系的、十分害怕民族革命的懦弱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学说。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⑩
    这个时期，印共领导人也完全转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立场上。1930年12月发表的《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把甘地说成是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的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劳动人民的斗争。（11）
    但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不久，杜德为印共拟定了一个与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纲领，史称“杜德-布莱德雷提纲”。“提纲”尽管仍对甘地的非暴力等主张进行批判，但认为国大党能在反帝斗争中起巨大的卓越的作用，因而要印共与国大党合作并集体加入国大党组织。在这一“提纲”的思想指导下，印共领导人对甘地的看法有了转变。印共工会领导人S.G.萨尔堆赛1939年在《民族阵线》上公开承认过去对甘地的态度错误，表示向甘地伸出“合作之手”。他说，“把甘地主义同新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机已经到来”，要“对甘地主义的一切积极方面进行十分切实的研究和强调”。他还表示，“必须复兴、发扬光大和加以充实”甘地主义。（1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印共总书记P.C.约希为了与国大党保持良好关系，还对甘地和国大党作了颂扬。他称国大党是“印共的母体”，国大党领袖是印共的“政治导师”。（13）把甘地说成是印度“人民最伟大的爱国组织的最敬爱的领袖”，并对他表示“十二分的敬意”（14）。
    尽管如此，印共领导人仍认为甘地是有产阶级的卫士，对其意识形态仍持批判态度。约希指出，“甘地主义是消极的道路”，“是一种全然消极的意识形态”，“否定的世界观、消极的政策和奴颜婢膝的作法--这就是今天的甘地主义”。（15）
    印共领导人的这些看法显然与斯大林的看法不一致，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恢复了杜德在1927年的观点。
    三
    帕姆·杜德在1948年3月，即甘地逝世后两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甘地--最后阶段》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早在二十年代末的观点。他说，诽谤甘地，挑剔他的弱点和不一致之处是很容易的。但这只表明诽谤者自己的渺小而不了解甘地的伟大。他强调“甘地精神的伟大，他的正直、勇气和对人类的爱，盖过了他的种种不一致和矛盾之处”。杜德称甘地曾把印度民族运动变成为现实，“曾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火焰”，“并把民族运动从自由立宪主义的小圈子里扩大到群众中去”。他说，甘地在致力消除教派暴行时曾同共产党合作，“甘地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终于在争取人民的民主团结的共同斗争中彼此有了了解”，“争取左派的民族团结，在现在比过去更为必要”。杜德认为，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以使甘地不致白白地牺牲，让印度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团结”。因此，他建议在开展群众运动时要利用甘地的威信。（16）
    但是，杜德的上述看法再次遇到了苏联方面的批判。苏联的印度专家A.M.季亚科夫于1949年在苏联科学院太平洋研究所会议上宣读了题为《殖民制度的危机》的论文。该论文不指名的批评了杜德的观点。季写道，“在印度企图利用甘地的威信来‘保卫民主’是极端有害和危险的。甘地从未领导过反帝武装斗争。也从未挺身而出反对过印度人民中的叛徒。他一直是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叛徒”。甘地主义是“印度反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对甘地的威信和对甘地的迷信进行斗争。（17）
    此后不久，反映苏联权威观点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2年版）发挥了季亚科夫的看法，并进一步系统地评价了甘地和甘地主义。该书称，甘地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反映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阴险狡猾的立场。他们和帝国主义走狗勾结起来反对人民，把自己的人民看成了主要敌人，同时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争取帝国主义的让步。该书还宣称，在民族运动开始转变为革命时，甘地总是背叛人民，去帮助帝国主义者镇压起义。甘地巧妙地利用了群众的宗教偏见，千方百计地美化种姓制度。甘地口头上谴责大资本家和英国殖民政策，并哗众取宠地把自己装扮成印度独立的拥护者和帝国主义的对头。正由于这一点，才能使甘地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声望。英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甘地及其影响。（18）
    五十年代初期，印共在杜德和苏联方面的争论中，显然是站在苏联一边并直接把矛头指向杜德。印共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发表了一篇题为《甘地主义的阶级本质》的文章。文章谴责甘地在1920年的运动中扼杀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甘地的理论和策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阻碍的反动的作用”。文章还问道：共产党人能否像杜德所暗示的那样，把甘地作为左派团结的象征呢？文章回答说：“不能”，“印度无产阶级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千百万农民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要摆脱甘地主义思想的影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