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形成的种种原因，法国一向视德国为自己安全的主要威胁和称霸欧洲的主要劲敌。多年的兵戎相见，使法德积怨很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对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的惨败报仇雪恨，并补偿战争中的惨重损失，法国力图报以苛刻的和谈条件把德国置于死地。如何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维护法国的霸权地位，成为左右法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课题。二十年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度遭德国侵占。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也和战前一样，把德国作为扼制防范的主要对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却出现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新因素。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出现在国际午台上，特别是美国，从战争中大发横财，一跃而居于世界霸主的地位；一度不可一世的堂堂大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经过战争的破坏和创伤，沦为不得不依俯于美国的二等国家；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目的，不顾法国的反对和担心，大力扶植处于西欧东部前沿的西德，这一切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及至五十年代后期，法国和西德经济都有所恢复。戴高乐作为一位远见卓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一九五八年第二次上台后，在力争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同时，摈弃法德旧怨，毅然执行“法德和解”政策，既是出其自身的需要，也是上述世界格局根本改变的产物。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的对德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开始时，他认为法德之争可以追溯到条顿人和高卢人的远古时代，近代又三次兵戈相争，因此德国成为法国的心腹之患，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本着这种想法，战争还未结束，他组成的临时政府刚刚被盟国承认，他便表示决心不再让德国对法国的安全形成任何威胁①。他于一九四四年访苏，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一方面是向美英显示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德国问题上取得支持，以图和苏联共同扼制德国。由于他被排斥在英美讨论战后如何处理战败德国的重大国际会议之外，战争一结束，他又直接向杜鲁门面陈他的主张，希望得到美英盟国的支持。当时他的对德政策，因袭了传统上法国对德国的一贯立埸，除要求大量赔款和拆迁德国工厂以补偿法国的战争损失外，在政治上还主张肢解德国，把法国的边界线向东推移到莱茵河，对鲁尔工业基地实行国际共管，盛产煤的萨尔区归并法国，还极力反对在西德建立任何形式的中央统一政权。他曾向报界宣称，波茨坦会议“肢解”了德国的东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却原封未动，“有朝一日，德国的侵略矛头又会转向西边，因而在西部必须有一个能和东部情况相对应的解决方案”②。
    一九四六年，戴高乐辞职，归隐科隆贝故居。法国由于经济上不得不依靠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受美国影响，逐步纳入美国推动冷战的轨道。在德国问题上，它被迫节节退让，最后不得不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对戴高乐来说，这意味法国企图以强制手段永远削弱德国的梦想宣告破灭。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也逐步有了发展。四十年代末期，国际上两个对立阵营的形成，联邦德国存在的既成事实和两个德国分裂局面的出现，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斗争以及美国对西欧控制的加深，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戴高乐重新考虑他对德政策。从这时起，他不再把德国仅仅看成是涉及法国本土安全和法德两国具体关系的局部问题，而是把它视为建设以法国为盟主、独立于美苏的欧洲联合这一战略设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戴高乐便公开阐述了他的思想。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呼吁应由法德两国人民克服历史旧怨，实现“实际的和直接的谅解”，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能否实现他所设想的欧洲，取决于日尔曼人和高卢人能否在“没有第三者干预的情况下直接达成协议”，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③。应当指出，在此之前，戴高乐也曾表达过对实现欧洲联合的愿望，但那是以英法联盟为主体，以图共同扼制德国④，德国要想参加欧洲联合，其前提是不再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分割成为类似俾斯麦前各国林立的局面⑤。只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后，鉴于联邦德国的成立，美苏的对立和英国日益听命于势力雄厚的美国，他才改为法德联盟为基础，以使欧洲成为在大国行列中起应有作用的“新因素”⑥。
    当然，戴高乐倡导以法德联盟为基础的欧洲联合，并不等于说，他对西德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政治野心已然无所顾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便把法国的领导作用视为欧洲联合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要如愿以偿，就必须恢复法国在历史上享有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在世界已进入核时代特别是在美苏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唯一能标志法国大国地位的是独立的核防务，因为没有独立的核防务，法国便失去作为主权国家的资格，也就称不上是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强国。从法德两国关系来说，德国尽管经济实力雄厚，居于法国之上，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它不得拥有核武器，法国的核打击力量便足以保证法国在欧洲范围内对德国的绝对政治优势。当美国出于把法国的核力量纳入自己轨道的目的，于一九六二年提出多边核力量建议时，戴高乐断然予以拒绝，这除了是因为接受多边核力量势必危及法国的核独立，减少法国在外交上的主动性，还因为西德一旦染指核武器，不仅会提高它在北约的地位，还会成为在政治上与法国争雄的强大对手。
    戴高乐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各个国家的欧洲”，反对美国一贯倡导的“超国家的欧洲”，也是出于保证法国领导地位的同一目的。所谓“超国家的欧洲”是要建立在各个欧洲国家丧失主权的基础上，这意味抹杀法国的民族特色和发挥大国作用的天职，法国将不得不从属于一个名义上不带任何民族色彩，而实际上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凌驾于欧洲各国政府之上的机构。他不相信一体化的超国家的欧洲能成为推行法国意志和实现法国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成为扼制西德的理想埸所。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在一九五八年上台前对“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防务集团”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持批判态度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当他在法国进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濒临内战边缘的严重时刻而东山再起时，人们普遍为定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付诸实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途表示担忧。然而，他出乎意料地接受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既成事实，并致力于加速它的实施进程，这是出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