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模式的西欧联合的失败，暴露了六国在外交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也打乱了戴高乐的战略部署。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的设想。针对新的情况，他改变作法，转而从德国入手，在法国和西德的双边关系中实现本拟在六国范围内实现的合作，以法德政治轴心作为开始，以图再进一步扩大，最后达到实现西欧联合的目的。（31）
    阿登纳和戴高乐具有不约而同的想法。当时正值东西方因柏林问题和古巴危机而关系紧张。阿登纳为了通过法国的声音提高自己在外交上的发言权；在西欧六国磋商陷入僵局但尚未最后破裂之前，曾向戴高乐试探过，先在法德两国之间单独建立定期政治磋商制度。因此，戴高乐和阿登纳就加强两国政治联盟的原则很快达成了谅解。在他们二人的积极推动下，从一九六二年七月开始，两国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时期。七月和九月，戴高乐和阿登纳互访。在访问过程中，两国广大群众的空前热烈欢迎的场面，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希望永远友好的强烈愿望，也为法德两国最后签订合作条约做了具体的舆论准备。一九六三年一月，由戴高乐和阿登纳正式签署的法德条约规定，双方定期举行国家最高领导人会晤和外交、国防、文化的部长级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协调政策，还决定在两国有关部门之间成立专门机构，条约也为加强两国青年的友好往来拟定了具体措施。
    法德条约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西德国内大西洋派政治势力的猛烈攻击。法国和德国由于各自利害关系不同而长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围绕西德议会履行批准条约手续而全部暴露无遗。关键问题在于对美国的关系。西德的大西洋派在美国的纵恿和支持下，在西德政界和新闻界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最后导致在批准条约时附加了一个序言，重申西德忠于大西洋联盟的决心，主张欧美密切合作，在大西洋联盟范围内执行共同的防务政策，建立一体化的军队；还要求吸收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方向发展欧洲的政治联合。必须指出，阿登纳本人从德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也基本持同样主张。他把加强法德关系仅仅视为提高西德政治地位的一个途径。他为了拉住法国，提高西德在东西方解决德国问题时的地位，在柏林危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暂时接受了戴高乐在西欧的领导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他同意由法国取代美国对德国安全的保护，也不意味他对戴高乐以核大国地位扼制西德的企图没有戒心。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在签署法德条约的前夕，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西德同意参加美国力图在欧洲推行的多边核力量，以此作为大西洋联盟内军事一体化的第一步，使美国的防务进一步与欧洲的防务相结合。
    阿登纳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下台，此后，具有较浓厚大西洋色彩的艾哈德和基辛格先后出任总理，法德分歧进一步加深。特别是戴高乐自一九六四年后，对苏联推行“缓和、谅解与合作”政策，在美苏之间玩弄平衡，在战略上借助苏联抗衡美国，牵制西德，并在他所构想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范围内，试图排斥美国，直接和苏联谈判解决德国问题，使法德政治关系笼罩了阴云（32）。西德尤其对戴高乐承认奥德--尼斯边界线感到不满，戴高乐虽多次宣称主张德国统一，但鉴于“德国统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的事实，这一主张实际上更多着眼于给西德一种心理上的安慰（33）。而戴高乐大力发展同苏联和波兰的关系，“只会更有利于维护欧洲现状而不是有利于德国的统一”（34）。德国报纸曾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依然存在，即：在争取最后解决欧洲和平问题上，由“法国起主导作用而排斥美英，特别是排斥美国”（35）。
    但是，尽管两国在政治上存在深刻分歧，以至不时在两国关系中出现危机局面，两国关系由于互有需要，并未因此而破裂，相反，在法德条约的基础上，两国的合作与往来，在不同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条约规定的定期会晤制度，虽然在协调两国外交政策方面收效不大，但却未中断。两国的总参谋部加强了往来，在各军种和有关的军事部门之间建立了协商制度。西德国防部被准许在法国领土上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军备方面，特别是空军和研制现代化武器方面的合作大幅度加强。从一九六四年起，两国还建立了和平使用原子能方面的庞大合作项目。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明显发展。法国由于前殖民地先后独立，对法郎区的出口总额急剧下降，急需寻找新的出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法国对非法郎区的贸易直线上升（一九五九年不到十五亿法郎，一九六七年则超过四十亿多法郎）（36），而其中法德两国贸易的增长幅度最大（一九七○年为一九五九年的四倍）（37）。进入七十年代，这一趋势继续发展，相互之间的投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明显增加。尽管两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上矛盾很大，但经济上已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伙伴关系。
    不可否认，在戴高乐时期，戴高乐的以法德特殊关系为基础建立法国为盟主的西欧联合，拉住西德共同抗衡美国的设想未能如愿以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还不足，不可能为戴高乐致力于建设的第三种力量；再者，戴高乐企图充当西欧盟主的欲望和他独断专行的作风，不仅和当时法国的国力不相符，而且还引起西欧小国乃至西德的疑虑。他提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构想，也反映他对苏联存在一定幻想，是不切实的。但是，戴高乐不愿受制于超级大国，要求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国家联合自强的独立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欧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与时代的要求是吻合的，因而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美苏两霸在世界全局日益激烈的争夺，德国问题作为和战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相对下降。面对两霸争夺对欧洲安全形成的主要威胁，法德两国进入七十年代后，在西欧联合的范围内，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不断调整和协调外交政策，扩大欧洲在多极世界的国际事务中的独立作用，正是说明戴高乐当年努力开创法德和解新局面的主张是具有符和历史潮流的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