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上台后首先面临的是集中全力逐步解决棘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和通过改革国内政治体制，建立大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强大政权，因而不愿因废除罗马条约而在欧洲树敌过多。在经济上，法国产品急需寻找新的市埸，以解救困难重重的法国经济。为此，戴高乐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使法国有可能在共同市埸内对付其它国家特别是西德的强大竞争。他还指望通过推行共同的农业政策，为日益过胜的法国农产品打开欧洲和西德的广阔市埸。但是，更主要的是，他寄希望于改造“欧洲经济共同体”，使之成为在政治上寻求建立法国模式的欧洲联合的起点。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他上台后即着手削弱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领导机构“共同体委员会”凌驾于各国之上的超国家机构职能，终于使其他成员国不得不接受他的建议，把“委员会”中规定的多数通过制，改为一致通过制，为法国争取了否定权，其实际用义是保证法国在法德关系和欧洲范围内的的发言权和领导地位⑦。
    二
    一九五八年五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是他的以法德联盟为基础的西欧联合的思想逐步具体化的开始。他首先把推动法德和解纳入他争取大国地位战略思想的轨道。在他看来，只有把法德联盟作为“中心环节”，实现“自由、联合与复兴的欧洲”⑧，才有可能“削弱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⑨。本着这一精神，他上台后即开展外交攻势，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向美国争取在大西洋联盟内的平等地位，一方面与西德积极改善关系，逐步建立“特殊关系”，促使“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⑩。在戴高乐的战略布局中，二者相辅相成，是几乎同时采取的两项重大外交行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日，他在致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第一次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他以法国的广泛世界利益和在历史上肩负的传统国际责任为依据，提出，法国作为西方大国之一，有权参与大西洋联盟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战略决策。他对联盟内的“一切听命于美国”以及“只有美国拥有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的情况提出异议，表达了法国不愿再“听任由别人领导决定自己命运乃至生存的权利”（11）。他要求改变大西洋联盟内由美英主宰一切的局面，建议在大西洋联盟内成立由美英法组成的三驾马车指导机构，商讨重大问题，特别是就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核武器问题共同制订战略计划。
    与上述行动相配合的是，同年九月十四日戴高乐邀请阿登纳在他的家乡科隆贝进行会晤，第一次在不拘外交礼节的友好气氛中广泛交换了对法德关系和国际形势的看法。双方就永远结束两国敌对关系，加强法德合作，为建设强大的欧洲奠定基础等一系列原则达成谅解。尽管双方在肯定大西洋联盟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阿登纳强调与美国团结的必要性，戴高乐则强调要独立和摆脱二等伙伴关系，但是，这次会见不失为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揭开了法德关系史中新的一页，把法德关系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次会晤和戴高乐给美国的备忘录的时间安排来看，会晤实际上成为戴高乐在数日后直接向艾森豪威尔挑战的某种政治准备。自此以后，戴高乐与阿登纳的关系不断发展，正如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直到一九六二年，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四十多次，会晤十五次，会谈的总时间达一百多个小时（12）。为了表达实现两国和解的决心，戴高乐在当选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德国不再对法国构成任何威胁，德国“由于它的才能，它的活力和资源，已成为欧洲和世界生活和进步的重要因素”（13）。
    戴高乐与美国分享领导权的要求遭到拒绝。从一九五九年起，他采取一系列对应措施，先后从北约撤出法国地中海舰队，拒绝美国在法建立中程导弹基地和储存核弹头。他还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发表了回忆录第三卷，阐明了他对改变世界格局的雄心。他在回忆录中提出，法国接受联盟绝不意味接受任何形式的从属关系。为此，他主张把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组成一个全球性的，以协调政治、经济和战略为目标的联合的欧洲（14）。正如一些评论家所分析的，发表回忆录的时间并非偶然（15）。事实上，戴高乐鉴于法国一家势力孤单，这时已决心实现由法国来领导，以法德联盟为基础的独立的西欧，把欧洲作为其争取大国地位的后盾（16）。
    除了上述背景外，促使戴高乐把其决心具体付诸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从一九五八年底起持续两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
    在整个危机的过程中，柏林问题和与之相联系的德国问题，成为美苏争夺的工具。这引起了戴高乐的不满，阿登纳亦为之忧心忡忡。阿登纳主要担心美苏互相交易导致西方承认东德，造成两个德国在法律上并存的局面，从而使在他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愿望化为泡影。戴高乐积极支持阿登纳的不妥协立场。在他看来，柏林问题不仅是东西方在冷战中严重较量的试金石，而且是法国争取在涉及欧洲安全问题上代表西德和欧洲发言的良好时机为此，他必须首先得到阿登纳的支持（17）。他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和阿登纳第二次会晤，双方达成谅解，戴高乐许诺顶住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攻势，牵制美英的妥协倾向。阿登纳则接受戴高乐的主张，暂不再支持在美国背景下由英国提出的旨在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抗衡的小自由贸易区计划。为表现自己的独立性，戴高乐在阿登纳的支持下，在西方三国就柏林问题联合复照苏联之后，又单独照会苏联，除全面阐述法国对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的立埸外，还着重强调了法国在解决德国问题中的“特殊地位”（18），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只能由美英法苏四国共同解决。言外之意，不能成为美苏两家相互交易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