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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高乐的对德和解政策(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齐宗华 参加讨论

但是,事与愿违,正当一九五九年五月美英法苏四国外长讨论柏林危机的日内瓦会议陷入僵局,突然宣布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将于九月访美。如此重大行动,美国事先不打招呼,直接与苏联搞越顶外交,使戴高乐大为震惊。从这时起,他开始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具体酝酿和磋商在政治上加速欧洲建设的步伐,甚至试探在巴黎设立政治秘书处以确保法国领导地位的可能性(19)。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必须把西欧建设成为一个“为了行动,进步和防务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集团”,这已然成为“世界均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0)。为了推动此事,他又邀阿登纳于一九六○年七月访法,以显示西德在西欧联合中的特殊地位。经会谈,阿登纳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建议,在西欧六国之间建立最高级定期会晤制度,共同商讨和协调对外政策;在教育、国防和经济部门之间建立六国定期协商制度,为改造原有的三个经济一体化组织(煤钢联营、共同市场和原子能联营)作准备;由各国议会派出代表团组成的欧洲议会举行定期会议,讨论加强六国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阿登纳甚至表示可以接受在巴黎设立政治秘书处的想法(21)。阿登纳的支持为戴高乐推行他的欧洲联合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
    
    戴高乐和阿登纳在西欧联合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完全是出于各自的需要,他们的意图也各不相同。
    从阿登纳方面来讲,他一向以美国和大西洋联盟作为西德安全的保证,积极支持美国战后倡导的在大西洋联盟内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图达到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他对戴高乐上台后表现出的独立性有一定疑虑。但是,柏林危机的发生,特别是肯尼迪上台伊始便与苏联频频接触,使他担心美国为了推行所谓“和平战略”而牺牲西德的利益,因而对美国的可靠性发生了一定的动摇(22)。应当指出,早从五十年代起,西德经济迅速发展,羽毛渐丰,阿登纳对美国已开始产生离心倾向。他认为,“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应“设法使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并主张,为了建立统一的欧洲,应“首先加强法德友好合作”(23)。在进入六十年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美国的不信任成为他和戴高乐在西欧联合问题和扩大欧洲在大西洋联盟内发言权问题上达成进一步谅解的共同基础(24)。战后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在政治上发言权不大,更谈不上起政治领导作用。法德和解既有利于阿登纳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与西德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又使他有可能借助于戴高乐的威信,并通过戴高乐的有力支持,顶住来自美苏的压力。西德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参加西欧联合,还可以为西德有朝一日与苏联直接打交道提供有力后盾(25)。此外,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西德需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其工业打开法国的广阔市埸,而共同市场的发展又取决于法国的支持和推动。阿登纳同意戴高乐关于把共同市场扩大到农业领域的要求,既是为了换取法国对共同市场的支持,同时也有以此作为代价,争取戴高乐在柏林危机中支持西德之意。
    戴高乐则是从更高的战略角度看待法德和解和西欧联合的。尽管他很早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但在他长期不当政的情况下,这只能限于抽象的和原则性的主张。一九五八年后,他忙于解决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和国内问题,在外交上迈的步子不大,如何实现西欧联合,还未具体提上日程。进入六十年代,法国逐步卸掉了殖民战争的包袱,经济显著好转,政治相对稳定,又爆炸了象征独立的原子弹,法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使他在外交上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西欧联合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鉴于苏联有了核武器后在东西方之间形成的“恐怖平衡”(26),又鉴于肯尼迪在新的力量对比之下,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时的大规模反冲战略,从而使欧洲因处在“最暴露地位”而不断受到威胁(27),便把以法国为盟主的西欧联合,从仅仅作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手段,提到以整个西欧作为“仲载力量”,促使东西方缓和和保证欧洲与世界和平的新的战略高度。在他的思想里,美国固然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及与苏联抗衡的需要,是不会放弃西欧的,更谈不上从欧洲撤军。然而在新的形势下,美国不大可能为西欧的安全使用核武器,而“甘冒美国领土被苏联核武器摧毁的危险”(28),特别是在古巴危机期间,法国险些被拖进一场法国和西欧都不情愿的东西方冲击之中,更坚定了戴高乐的信念。他认为,形势的发展为他提供了有利条件--苏联内部困难重重,东欧国家出现了对苏联离心的苗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作用以及中苏分歧对苏联的牵制,都使苏联必然要在其西部战线寻求同西方缓和关系(29)。因而他作为西欧“第三力量”的代表,在美苏两巨头之间纵横捭阖的宏图有可能实现。戴高乐正是抓住这一时机,利用西德在政治上有求于法,以柏林问题为突破口,在法德和解的推动下,力图建设他所勾画的欧洲,既可把西德的外交政策纳入法国外交战略的轨道,又可有朝一日取代美国,和苏联直接解决作为欧洲中心问题的德国问题(30)。
    
    从一九六一年二月到七月间,在戴高乐的积极倡议下,“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先后在法国和德国举行最高级首脑会议,具体商讨法国和西德事前商定的欧洲联合方案,还成立了由六国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协商和起草拟由六国共同签署的西欧政治联合文件。然而,经过多次反复讨论,终因荷兰和比利时政府的反对而破裂。荷兰和比利时主要担心以法德联盟为基础而排除英国在外的六国小欧洲联合,会形成实际上由法德两国主宰一切的局面。因此,他们把吸收英国作为实现政治联合的前提条件,并提出,应明确西欧联合向超国家机构发展的方向。对它们来说,只有英国作为平衡力量以及西欧超国家的一体化性质,才能保证它们作为小国的发言权。它们还要求肯定西欧与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合作关系,强调西欧政治联合决不能影响大西洋联盟对国际问题的决策,实际上仍是要西欧较多地依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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