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该承认，如果就会社组织成立的经济目的来考察，分散的个人财产的集中，显然是为了加快会产的积累，其意义不用说是在于会产的独立经营性的强化，并进而成长为与传统社会经济组织相对应的营利性机构。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岁在戊申季春望日”所立“光义聚孤会”，其会规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共邀七名，每名助洋不等，除朝拜小华山赈孤外，仍余之钱，每年二分行息，出放至三十三年，共蓄积有五十余元”，因“恐后染指之弊生”，于是采取“汇收公放”之法，规定：1、会内选年于八月初一日当众清算，上交下领， 不得科派；2、会内所积银钱，公议放出会外，会内人一概不许押当；3、会社的活动，会人必须参加。“如有一名不到，罚钱四百文，以充公用”。同时就会社活动的内容也作了详尽的规定（注：在异姓会社中，会规具有约束行业经营行为的作用。如下契：“立合同人汪长洪、黄元芝等，今因埠章紊乱，弊窦丛生，挑货则争先者有之，私囤者有之，遇事则退后者有之，取巧者有之。甚有藉合埠之名义，便一己之私图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由是组织关帝神会，重议规条。凡属在埠之人，入会以后，皆当谨守会规，如敢故违，照章处治。计立合同二十七纸，除将一纸存公外，余人各执其一，以作凭证，而资信守。
    民国二年 月 日立合同人等 戴旺发等（具名略） 代书 吴吉瑞”）。如汪长烘等人所立关帝会所立会规，其中规定：“一、到埠挑货，轮流挨转，不准争先，不准私囤，违者罚洋二元；一、到埠挑货，负有责任，不准擅动及有不规则之行为，违者罚洋四元；一、到埠服务，须系本人或其子孙，不准租抵，违者降名迫交合同；一、在会之人，如有年老不能到埠服务，应向车会交替，如果无人承受，方准替与外人。替会每股以五元为限。违者除名，追缴合同；一、埠头遇有差役，轮流往应，不准退后，不准取巧，违者罚洋二元；一、在会之人，不准酗酒滋事，结队横行，致坏会誉。违者除名，追缴合同。”从表面来看，此人力车会所定会规，大体上是可以说明会社成立的原则已开始向社会规范转化，会社经济利益目的降为次要地位，但从会产生息、违规罚银以及会产增值情况分析，其会产向独立经营转化的趋势，也是相当明显的。
    二、个人的会产处置权
    以上仅是就制度的层面来说明会产的管制形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入会人的财产状况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对其财产的处置权加以严格地限制，想必难以适应会产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入会人对其入会产业的处置权有所提升。而在考察中国会社组织产权形态时，其入会人对其入会财产究竟有多少处置权，显然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关于会人对其产业所享有的处分权，仅从现存徽州文契中，即见有田地产买卖文书、会产寄产文书及替会文书等。惟为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姑将不同场合下的会人自行处置其产业的文契备录于兹，以期明了。
    1.关于会人田地产业交易文书
    就通常情况而言，田地房产交易在徽州民间已成定势，这从大量的徽州文书中足以得到证明（注：关于此，参见拙作《略论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从徽州土地文书看地权关系的演变》，《徽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合刊。）。这里仅从会人交易的角度，来分析会产问题。其典型文契，如下纸：
    二十一都二图立杜卖田契爆竹会人胡仕芳、胡之焕、胡自荣、胡仕万、胡于发、胡于槐、汪士镛等，今因正用，自愿将自置化字三千七百五十二号田税七分九厘四毫、又化字三千七百五十三号田税五分二厘九毫，土名杨儿田；又化字三千七百二十二号塘税一分二厘九毫，土名沿山塘，凭中立契出卖与本都本图程名下为业。三面言定，得受田价库平纹银十五两正。其银当即收足，其田即交管业。自卖之后，随［遂］即过割，推入买人户内支解输粮。其田从前至今并未抵押他人，亦无重复交易。此文［系］两相情愿，并无威逼等情，倘有内外人等异说，具［俱］系出卖人一力承担，不涉受业人之事。今恐无凭，立此杜卖田契永远存照。
    咸丰元年十二月 日立杜卖田契爆竹会人胡仕万 胡之荣 胡之焕（余略）（注：原契藏安徽博物馆，馆藏号：2：27990。）
    这是一纸典型的会人出卖其“自置”产业文契。这里所说的“自置”，如果理解不错的话，应是指会社组织所购置的产业，从前述会规及会产增殖的情况来看，会社组织自行置产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就文契的格式及其交易内容而言，应该说会人自置产业同民田地交易的一般形态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爆竹会人”，无疑是指“爆竹会”组织，而不是入会的个人成员，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站在会社组织的立场上出卖其田地产业，无论是在观念形态、会社易产制度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可以认为是会社组织的经济运作功能之一。换句话说，作为会社组织，既然具有“自置”产业的权利，也应可自行处分其产业，否则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再者，会社组织处置其财产，则意味着会社组织已具有独立经营的权利，而从会社组织的发展趋势来看，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关于“值会”的会产经营
    在会产处置的场合，依制应由全体会人齐集，公同处置。但在日常情况下，作为会组织的“值会”人，其对会产是否具有一定的处置权，不得而知。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其可以反映会首、值会人与会产处置关系的例证，亦如下议字：
    立议字人关帝会经手人王克章等人，今因九保土名柏杨坡田一号，先年洪水氽损，今经造半成田，费用佃人垫出，面议本祀租谷，丙戌年起至辛卯年止，其六年租谷以抵佃人垫出成田半费，六年之外佃人照额交租。今欲有凭，立此议字为据。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立议字人关帝会经手人王克章（余略）（注：此契藏安徽省徽州地区博物馆，无馆藏号。）
    这里暂不就该文契所反映的租佃关系进行讨论，仅从会产处置权的角度，可知这里所说的“经手人王克章等”实系此关帝会的“值会”，其对于会产是具有“管业”经营权的，即作为“业主”与佃人结成租佃关系。不过，作为会社组织，由于会产的耕作经营是掌握在“佃人”手中，其中就包括对其租种田地的维护及水利兴修等，而对于会社组织实际上是持有该田地的“业权”，业主对这种耕作经营权，可以说是无须过问的。业主的利益主要表现在对于租谷的占有和分配上即“管业收租”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组织因具有对佃户租谷的处置权，所以实际上即是改田地在会期间的“业主”，如果会人将其产业退会，其会社组织理当失去其产业的处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