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立替会人金舜绅，缘因正事急用，将自置文昌会十二股之一；又将张仙会九股之一，尽习性出卖替与金乾源名下迎神做会吃会。当面议定得受大钱四千二百文，是身一并收足讫，两无异说。恐口无凭，立此替会字存，当付上首字四纸为据。
    同治十一年二月 日立替会人金舜绅（余略）
    其二：
    立替会字人金阿九，今因急用，自愿将祖父遗下关帝神会共成十四股半，该身得半股，出替与金乾源名下，当面言定替价大钱一千五百文正，其钱是身一并收足讫，其会交当受替人迎神轮年十五股做会吃会，两无异说。恐口无凭，立此替会字存据。
    同治十一年五月 日立替会人金阿九（具名略）
    以上两纸替会文书，说明替会制度是：
    （一）所谓“替会”，实即是将其会租谷或租银转由他人缴纳，从而取得“做会吃会”权的一种交易形式。如此说来，会社中之会人资格乃是在该会社成立之时就已确定的，不过，日后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无力缴纳会租或会银，其会人资格就要以“出替”的形式加以改变。至于“受替人”的权益，显然是因为买得会人的“轮年做会吃会”的权利，这实际上已使“受替人”进入会社组织中，其“替会”人的地位与权益，想必应与其他会人相同。
    （二）至于替会人的会产，如果同买卖出产形态相比，其替会人的入会财产显然是不过割的。这就是说，在替会的场合，替会人仍对其产业拥有产权，所替出之权利，仅仅是“吃会做会”的会权而已。但这样所并不排除“替会”人因“乏力”而不得不出卖其会产。其典型的例证，如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陈秋力所立卖会契。其文曰：“缺少使用，自情愿将祖遗下魁版会该身分法八股只一股，立契卖为金佐臣、乾源名下祭神做会吃会，当面言定时值价银四百文正。”（注：原契均藏安徽省徽州地区博物馆，未编号。）如果同前示替会文书进行比较的话，这里虽仍沿用“替会”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却与田地产的买卖性质相同。可以说，在徽州会社的替会文书中，陈秋力之契的署名中是明确写明是“立卖会人”的，所以应该认定这是一纸典型的由“替会”向“卖会”过渡的文契。当然，其虽出卖其会产的八分之一，但从制度上说，如果将其股份全部出卖，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
    （三）正因为“替会”实现的一般是为了获得“做会吃会”的权益，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会的资产的稳定，换句话说，这也就使会社组织的存在具有制度上的保证。在资金短缺尤其是对于以宗族组织占主导地位的农村社会来说，无论是族会还是异姓的会组织，以集资方式组成具有一定经营能力的经济性组织的意义，就是相当清楚的了。
    五、结语
    通过对徽州会产处置问题的考察，大体可以说明如下问题：
    一、传统中国社会的会社组织是由自愿加入该会的会人组成，其入会的条件之一，即须将其田地等不动产作为会社组织的公产，这即是“同财共产”制度的基本原则。
    二、会产在会社组织内，一般是由会首、值年等会社首领进行经营的。会首的产生，一般采取“轮年”制，与会人入会财产的多寡无关。但会人的财产一旦成为“同财共产”的公产，会人个人对其入会产业的经营权就受到限制。可以说会人以出让会产经营权的形式共同管理其会社产业，当是会社组织产业经营的一种情况。
    三、另一种会产经营形式，则是其产业仍由会人自己经营，会人与会社组织的关系，实际上即是定期缴纳会租或会租银。在这种情况下，会人如果无力缴纳会租，即可采取“替会”的形式，由受会人付给替会人“替价”，即取得“吃会做会”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受会人即取得了会人的资格。在“替会”的场合，一般是先会内后会外，这与宗族产业交易规定大体相同。
    四、如果将视野扩大些的话，在行业或公益性会社组织中，由于会社的社会性的扩展，其经济利益的地位有所下降。在会社的内部矛盾，对于会产的经营管理，则更加重视由会人“轮年”管理等制度。尤其是在异姓会社中，“轮年”管办会产的规制及对会人的社会性约束似有强化的趋势（注：关于会产“轮年”管办之制，可以合墨文书为例。合墨文书显然是异姓“同财共产”经营会产的典型事例，其性质已完全不同于宗族组织的族会，因不是同姓，其资产组合及经营形态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然，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会社组织及其会产经济运行的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其中尤其是关于会产中的“股”制度，当可视为会社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至于其制的内容及运作实态，俟另文专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