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再回顾一下革命前法国封建制的烦琐、复杂和混乱情况。当时，罗马法、习惯法、教会法和国王敕令在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法院都各享有法律的效力，其情况和英国封建法制极为类似。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两国法制的发展方向却迥然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革命的彻底性与深化程度大有区别。英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妥协来实现的，而法国革命则是资产阶级和人民联盟来消灭封建制度的。两国革命的结果反映在法制的发展方面，就是：英国法制继续保留古老的封建形式，而添进资产阶级的内容，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法国法制则把革命成果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下来，划清新旧社会法制的界线。这个立法改革的任务就在拿破仑执政下完成了。以1804年《拿破仑法典》的颁布为起点，继后就是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1807年商法典，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和1810年刑法典，这一系列法典的制定，掀起了欧洲大陆“法典编纂运动”的高潮。欧洲大陆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制定它们的民法典和其它法典。这个资产阶级法律体系通称大陆法系或成文法系，并且由于这个法系是以罗马法为渊源，因亦称罗马法系。拿破仑法典是直接继公元529年颁布的《查士丁尼安法典》（Codex Justinianus）之后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这个法系的基本特点是：法官判案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判例并无拘束力。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主要有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亚洲的日本和旧中国、非洲的脱离法国而独立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美国的路易士安那州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此外还有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英国法系的基本特点是：没有成文法典，判例是法的重要形式，世代相传的习惯都体现在判例中，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有拘束力-这就是「遵守先例」原则，但上级法院不受下级法院判决的拘束，各个法院都不受同级法院的拘束。普通法就是判例法。受这个法系影响的主要是美国、加拿大的大部分、澳洲等过去的英属殖民地。自殖民地体系崩溃后，许多宣告独立的国家都制定自己的法典。成文法系的影响日益扩大。
    三、《拿破仑法典》的编纂过程
    在法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城市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长起来，封建法制的复杂割裂状态，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消灭一切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必要创造一个全国法制统一的条件，以便于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上层建筑，以保障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早在1789年革命前，资产阶级就有编纂法典的要求。但法国专制政体本质上是封建政权，绝不会给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切实的法律保障，只是为了贸易发展的需要，国王才颁布一些普遍有效的敕令作为法律来适用。
    1789年革命前夕，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经济已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力量已经壮大到足以推翻封建统治的程度；同时，启蒙运动思潮已经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好思想准备。于是，就爆发了1789年7月14 日的革命起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在于消灭封建法律关系，建立资本主义法律关系，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封建所有制，以雇佣劳动制代替农奴制等等。因此，革命一开始，国民会议就通过废除封建制度和特权的决议；8月11 日又宣布“永远废除封建制度”，铲除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8月26 日通过《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充分地体现自然法学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观点：一方面，它提出反封建制度的纲领；另方面，它又提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人身自由，人格平等和享有财产的自然权利等等。这样，它就为资产阶级民事法律关系定下基调。
    民法典的编纂：首先是于1791年宪法中提出的，制宪会议认为应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民法典，来代替分歧复杂的地方习惯法。从这以后，中间经过立法会议，国民公会以至督政府，编纂工作一直无法落实。革命时期各种思潮非常复杂，对于制定一部什么类型的民法典，争论不休，无法解决。在国民公会后期，成立一个以著名法学家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为首的「立法委员会」，曾经起草过三个民法典草案，都无一得到通过。
    1793年6月2日，雅各宾派开始实行革命专政，颁布法令把土地还给农民，并完全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义务。农民自获得土地分配后，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当年就得到农产丰收，解决粮食恐慌的困难，稳定战时经济。但农民因新取得的土地所有权还未得到法律的确实保障，情绪还不稳定。同时，资产阶级也希望尽快制定法典，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些愿望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和督政府统治下的不稳定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享有崇高军事威望的拿破仑执政下，才有可能统一各派在立法意见上的分歧，完成编纂民法典这一艰巨的任务。因此，拿破仑就深得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爱戴和支持，而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拿破仑就成为农民的皇帝。
    1800年8月12日，拿破仑任命四名法学权威特隆歇（Tronchet）、波塔利（Postalis）、比戈·德·普雷亚梅纽（Bigotde Préameneu）和马尔维尔（Malleuilíe）为民法典起草委员会委员，开始法典的起草工作。起草委员会在四个月内完成民法典草案，交付各方面征求意见。在拿破仑亲自主持下，召开讨论法典草案会议。据文献记录，在102次法典草案讨论会议中，拿破仑亲自主持的就达62次。由此可见拿破仑对民法典制定工作的重视，大力地加速编纂法典的进程。从1803年2月5日开始到1804年3月15日陆续在立法院通过该法典全文，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公布实施。从起草工作开始，到法典的全部公布，其总过程共历时三年零七个月。⑩为了给予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坚实明确的法律保障，拿破仑的确费了很大精力，因而他后来曾自夸谓，滑铁卢一场战役就把他四十多场胜利的战役通通抹煞了……但他的民法典是永垂后世的。这就是他对自己所主持制定的法典的适当评价。此后，世界各国在编纂民法典时都把它作为基础。恩格斯也曾多次肯定它对世界各国民法典所起的作用（11）。
    四、《拿破仑法典》的思想根源和基本原则
    《拿破仑法典》的思想根源来自十六、十七世纪的自然法学派的学说，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家的思想观点。自然法学说和启蒙思想两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划分的。前者如荷兰的格鲁秀斯（Grotius）、英国的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德国的普芬道夫（Pufendorf）等首先开其端倪， 而后者如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卢梭（J·J·Rousseau）等则随后加以发展，并充实其内容。启蒙运动家也都属于自然法学派，他们所以获得“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