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恩格斯会提出这个不正确的论断呢？一般的解释是：“恩格斯对小民族的未来历史命运看法不正确。”（23）我认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历史情况主要是两个：一是在当时欧洲各个民族奋起革命的年代里，匈牙利各个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确实是反动的；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开始的阶段，民族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弱小民族运动的经验也还比较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对于斯拉夫人的论述存在某些不正确的地方，是并不奇怪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梅林的看法正确。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写道：“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新莱茵报》上这样尖锐而中肯地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性最内在的本质进行批判，不管在批判时对每个集合在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下的民族的评论是否都是正确的。革命战士的标志是剑而不是秤。”（24）1916年，列宁针对一些人借恩格斯的上述论断而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候，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从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待斯拉夫民族运动的立场和观点，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民族问题及评价民族运动时应当遵循的光辉范例。（2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1848年匈牙利革命者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关系，从而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各个斯拉夫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把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民族要求放在革命之上并使之与革命对立起来，因而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正当的谴责。第二，在革命风暴的年代里，考察民族问题时，还必须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及反对革命主要敌人的斗争需要出发，来评价具体的民族运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根据欧洲革命的全局利益及反对沙皇俄国这个封建反动势力强大支柱的斗争出发，来分析评价匈牙利和各斯拉夫民族运动的，因而为无产阶级树立了典范。
    三
    恩格斯论述匈牙利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著作，全是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写的，内容大部分也是谈军事问题及战场情况。他在当时写的一百篇左右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文章中，用“匈牙利的斗争”、“匈牙利战争”、“马扎尔人的胜利”等作题目的有十五篇，其余几乎全是以“战地新闻”、“战况报道”、“战报评论”等形式发表的。可见，匈牙利革命战争的军事问题，在恩格斯当时写的这些文章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我们知道，恩格斯全面系统的研究军事科学和军事史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即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1850年11月--引者）以后，就开始啃军事”。当时促使这样做的原因，他提到有四个方面：“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新莱茵报》--引者）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26）这个情况不仅说明恩格斯非常重视1848-1849年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论述，而且说明这方面的论述在他整个军事科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恩格斯对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进程、军事行动、以及重大战役的论断，就已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恩格斯是在材料严重缺乏的德国对这次战争进行评论的。当时匈牙利的消息被封锁，除了奥地利官方公报，他很少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材料，而奥地利政府又肆意制造谎言，总是说它在匈牙利“百战百胜”。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只有凭着他杰出的政治、军事素养，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根据战斗的地点、战役开始和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不仅对战争的进程进行客观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和评述，而且对战争的发展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当时恩格斯写道：“我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倾向性影响我们对马扎尔人报道的判断。我们既没有把这些报道说成是夸大，也没有把它们看成福音，而且把它同其他消息相比较，批判地确定了它的可靠性。我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报道就主要内容来说常常是正确的，而每次都是不出几天，就得到奥地利公报的直接或间接的证实。”（27）
    后来，原匈牙利革命军总司令戈尔盖的回忆录《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一书出版，更进一步证实恩格斯当时对战争的评述的正确性。1852年7月6日，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研究戈尔盖的书。当时我们根据奥地利的公报在《新莱茵报》上非常准确地叙述匈牙利战争的进程，并且出色地、尽管是谨慎地作了预言。”（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