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维新变法很快由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发展成为政治变革的实际行动。战前中国虽已产生改良主义思想，但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马关条约的订立立即在国内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全国在北京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地、主张迁都抗战，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次上书中出了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此后各地设学校，立学会、办报馆，象雨后春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迅猛开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资产阶级求新求变的思想与顽固保守的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论战，他们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资产阶级改良派从甲午到戊戌变法几年中对中国历史的积极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其次，甲午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极大地助长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为它的最后崩溃播下了基因。
    日本一举击败中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局部控制了朝鲜，一跃而为亚洲的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日本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列强自此对它另眼看待。英国立意同它订立同盟，视为平等的伙伴。
    日本从战争中掠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从中国勒索到的大赔款（包括退还辽东半岛的赎金在内），共合三亿六千四百余万日元（17），使日本立即显得阔绰起来。前外务卿井上馨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18）日本从这笔大赔款中拨出绝大部分作为扩充海陆军经费，加速迈上了军国主义的进程。其次，它从中国还夺得大量战利品，除夺占旅顺和威海全部军事设施外，北洋舰队的残余船舰十一艘包括“定远”、“镇远”两只巨型铁甲巡洋舰在内，都被日本缴获。日军在平壤、九连城、大连、牛庄等处还卤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至于日本掠获的军粮、马匹及其他物资（不包括抢自民间的大量财物），更是不计其数。（19）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发了大财，尝到了甜头，刺激它向外扩张的贪欲。此后二十年内，它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每隔十年发动一次冒险性的战争，都获得意外的成功。这就使它的胆子越来越大。它在日俄战争后，将东三省南部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后来又在英、俄默许下吞并了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西方列强互相火并的机会，夺得德国胶州湾租借地及其在山东的特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确立了在中国的霸主地位；战后又分得原德国在太平洋的一部分属地。大战结束后，英、美等国势力重返东亚，它们一面把日本作为监视苏俄的远东哨兵，加以利用，一面又企图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格局，同它进行斗争，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极大不满。日本趁三十年代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动了第二次全面的侵华战争，后来又与德国法西斯相呼应，扯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挑起太平洋战争，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日本军国主义五十年间的暴起暴落，有些人视为奇迹，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暴起蕴育着暴落的芽蘖，甲午战争的胜利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第三，甲午战争引起了远东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
    甲午战争前，远东三国中国、日本和朝鲜虽然在程度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受不平等条约的桎梏，都是半殖民地。这个地区国际形势的显著特点是英俄的争霸以及它们的尖锐对立，在斗争中英国占据上风。甲午战后，日本国势的直线上升，中国、朝鲜地位的急遽下降，俄国加强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的角逐以及美国独立地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等，破坏了战前的相对稳定的远东国际形势，削弱了英国传统的优势地位。
    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战争期间已经开始。平壤、黄海战役以后，中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资产阶级的舆论明显地偏向日本。《泰晤士报》9月24日的社论， 强调指出英日两国在远东不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共同的利益，要求英国政府重视日本的力量，以防止战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战后，英国竭力讨好日本，如拒绝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支持日本对台湾的占领等。
    俄国对华政策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一个衰弱的、受其支配的国家，同时维持朝鲜现状。因为朝鲜如果被日本占领，对它将构成威胁。平壤、黄海战役后，它一再警告日本不要向大陆扩张，但怂恿它占领台湾，企图把日本势力从俄国身边引开。马关条约订立后，它带头纠合德、法，胁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清政府对俄国发起干涉还辽，感恩戴德，重要疆吏刘坤一、张之洞等主张与俄国订立密约，许以厚利，结强邻以自保。1896年李鸿章奉命去俄国缔结《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俄国乘机把魔爪伸进中国东北，加强了在中国的侵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