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印度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然而国大党政府在经济上接收的，却是一堆历经英国殖民者两个多世纪掠夺的烂摊子，尤其是农业已濒于崩溃。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形势，国大党从执政那天起就着手整顿。在农业方面，中央政府制定了一套土改政策，而各邦政府则根据这个总的政策再另行制定一系列名目繁多、内容各异的土改法案。到六十年代初，仅废除柴明达尔制一项，各邦就制定了六十五个法案①，有些土改法直到七十年代初尚未贯彻执行。这可谓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立法最多、各邦立法内容差别最大的土改。本文试图就印度土改的一项重要措施--废除柴明达尔制问题，结合其历史背景，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入侵印度后，为了掠夺更多的田赋，并且在广大农村培植一个维护其殖民统治的阶级基础，首先在经济上破坏了印度古老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从英国移植了大土地占有制，这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在孟加拉，他们为不列颠的大土地所有制画了一幅漫画”。②这种柴明达尔大土地所有制首先在孟加拉实行，后来扩大到印度整个东部和北部地区。实行这种土地制度的原因是，英国征服印度的初期，征收农民田赋的行政机构尚未建立，他们不得不在政府和农民中间寻找一个包税人阶层，一方面承认这些人的土地占有权，另一方面要求他们承担赋税征收义务，胜任这件工作的自然是莫卧儿王朝赋税包收人--柴明达尔。后来高利贷者和城市的富商通过高价赎买包税权，也成为柴明达尔地主。最初政府规定柴明达尔地主征收田赋额的十一分之十上交国家，十一分之一留作柴明达尔的报酬。柴明达尔租佃制度又根据租佃的期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永久柴明达尔租佃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包税人向政府交纳的田赋额是永远不变的；另一类是临时柴明达尔租佃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包税人向政府交纳的田赋额是临时的，每隔几年修订一次。到印度独立前夕，永久柴明达尔制度地区占全国农村总面积的24％，临时柴明达尔制地区占38％，③即全印农村绝大部分地区都在柴明达尔制度之下。从对印度农民的掠夺程度上看，不论那种柴明达尔制度，对农民的榨取都是极其残酷的。据估计，在实行柴明达尔制度的省份，柴明达尔地主榨取土地纯产量的百分之九十④。这种制度的掠夺性和寄生性还表现在柴明达尔地主将土地层层转租，形成一大批二地主、三地主，“在某些县份，转让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在上面的柴明达尔到下面的真正的耕种者之间，已产生多至五十级以上的中间人”。⑤印度农民在这些中间人的层层盘剥下，“除了自己的躯体和家眷被剩下外，几乎一无所有，就是家眷也要被卖掉”。⑥他们的悲惨生活不堪言状，1927年孟加拉卫生局长在年度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目前孟加拉多数农民的饮食，就连老鼠都不能靠着它活到五个星期以上”。⑦贫苦农民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向高利贷者借债，但这也是一条绝路，据1930年中央银行调查委员会报告，农村高利贷的利率高达300％，农民一旦落入高利贷的罗网里就永远不得解脱，世世代代在负债中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再加上租佃关系又无保障，使他们在农业生产上既无长远打算，又无力改进耕作技术，就连最原始的农业活动都难以维持。在频繁的天灾人祸的袭击下，印度每年都有成百万人死于饥荒、瘟疫，“大片的耕地荒芜了，宅院、麦田和稻田里长满了草丛”。⑧这种千村霹雳、万户萧疏的凄惨景象，说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已变成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农民问题一直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场波及全印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成为印度民族运动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印度民族运动领导地位的国大党，迫于革命形势以及为了控制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在反英斗争过程中不得不采取某些符合农民利益的反封建措施。1920年12月，国大党在纳格普尔召开的年会上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政治纲领，整顿了国大党组织，扩大了该党的群众基础，并且对农民问题予以特别注意，向农村派出大批工作队去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当时国大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口号就吸引了广大农民，在某些地区发展成群众性的抗租抗税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思想比较激进的国大党领导人贾·尼赫鲁于1928年在詹西召开的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废除柴明达尔租佃制度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如果我们一定要解决柴明达尔问题，除了废除它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柴明达尔是过时的、陈腐的封建残余，因此，在我们的纲领中，废除柴明达尔问题必须占有突出的地位。”⑨他建议用部分赔偿的办法对柴明达尔进行赎买，这就为印度独立后废除柴明达尔政策定下了基调。
    1935年4月， 在国大党领导人萨达尔·巴特尔主持的阿拉哈巴德农民大会上通过了许多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民大会第一次公开提出废除柴明达尔的口号。决议中写道：“改善农村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这就是说，要在法律授权下，农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柴明达尔支付合理的赔偿费，最终成为土地所有者。⑩这些决议后来成为国大党农村政策的基础。
    1936年3月，在贾·尼赫鲁主持的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通过决议， 要求制定一个全面的土地纲领。1937年在国大党法兹浦尔年会上通过了一项根据国大党各省委会提出的辖区土地情况报告所制定的土地纲领，即《十三点纲领》。这个土地纲领在1937-39年国大党省政府执政期间，被当作解决农民问题的施政方针。当时各省国大党政府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都在立法范围内对租佃关系做了某些维护佃农利益的调整和改革。如联合省国大党政府通过了《1939年租佃法案》，如果根据这项法案的规定，大约700万没有租佃保障的暂佃农（tenant-at-will），将无条件地获得所耕土地的永佃权。在比哈尔，新的租佃法取消了1911-36年间所提高的全部租额，并授权佃农在付给地主少量赔偿费的条件下，取得所占土地的转让权。（11）但是，这些字面上堂而皇之的土改法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大党省政府的解散，以及农村封建势力的抵制，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就束诸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