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世界史地的热潮。这股热潮，不仅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且在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今天，回顾这段中国人走向认识世界的最初道路，仍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探索世界新知之风
    《共产党宣言》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种“精神生产”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东西方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史地研究，与其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一样，都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只是两者的研究意图和发展途径，却不甚相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及其“东方学”（Orientalism），是随着其殖民势力在东方的急遽膨胀而兴盛的，作为西方列强对外实行殖民开拓的“参谋学”，它不仅为其提供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还往往不惜歪曲史实，为殖民主义侵略制造各种理论依据，故常含有侵略性。1932年苏联出版的普·斯卡奇科夫编《中国书目》即指出：在俄国，“旧汉学是作为沙俄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发展起来的。沙俄在东方的推进在旧汉学中反映出来并找到辩护的理由，旧汉学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强盗殖民政策各个阶段的反映。”实际上，近代英、法、日本等国“东方学”、蒙古学的勃兴都一度与这种侵略政策有关。与此相反，中国近代的世界史地研究，则是在强敌频侵，民族危机日形严重之际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急起要求了解世界风云，以求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热切愿望，故始终贯串着强烈的民族自卫意识。
    不少人谈及中国的世界史地著作，都把谢清高《海录》列为近代第一部。实则《海录》虽为中国最早以亲身航海经历介绍西方国家之作，但其近代史学特点并不鲜明。所谓中国近代史学特点，我们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后主要应包括二点：（1）能多少反映出中国近代的社会特点，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历史斗争内容。（2）显示出逐渐冲破封建传统观念而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化的发展趋向。《海录》固已提及一些欧洲国家器用精巧和在南洋地区占岛驻兵等活动，但所叙主要仍为海外奇风异俗、航路情况等，且其作书本意也只希望“纪其所见，传之于后”，①并非从事有目的之专门研究，故此书无论在记事内容、格局或思想上。均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之类的书差别不大。
    中国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研究，实始于清嘉、道间的俞正燮。俞氏于嘉庆十年（1805）在京师闻沙俄遣使与清廷交涉，即据京报等资料，作成《俄罗斯事辑》。在俞氏之前，由于沙俄在远东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特别是十七世纪对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侵扰，已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关注，并出现过一些记载沙俄情况的书，如方式济《龙沙纪略》、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记》（亦称《漠北日记》）、图理琛《异域录》等，但这些书，多为见闻杂录，并非专门研究。俞氏《俄罗斯事辑》与前人不同处，就在于力求对其历史作贯通的考察，虽然这种考察因资料不足，还很粗浅，却对此后的俄国史研究起了先导作用，以至“后来诸家记北徼事者多援引之”。②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华侵略日肆猖獗，英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如何大庚《英夷说》便指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骏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③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之心，少数有识之士开始从事英国史地研究。此期有关英国的记载，以萧令裕《记英吉利》和叶锺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均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较有影响。
    从俞、萧、叶诸人的著作看，他们对英俄等国的侵略性都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俞氏列举大量史实，说明沙俄是一个“国中战甲不少解”，通过不断对周围国家实行蚕食而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帝国。萧、叶两人则指出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④“遇有可乘之隙，即用大炮兵船占距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⑤，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因此，他们的研究，除考察中外关系外，都较重视讲求边防。
    如《俄罗斯事辑》主要叙述了清俄关系史，指出，早在清初，沙俄就曾入侵中国，“数与我争边境”，“东南略地，夺雅克萨、尼布楚”，并“南向侵扰布拉特乌梁海”，《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还时欲插手中国边疆民族纠纷，希图从中渔利。他指出“自俄罗斯西南，若荷兰、若红毛英吉利、若佛郎机、若大吕宋、若意大利亚，皆工器械，骛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戌，其用意甚深”⑥，故须“思患豫防”。他曾写了《喀尔喀伊犁》、《蒙古》、《澳门纪略跋》等篇，讨论边防事务。
    《记英吉利》和《英吉利国夷情记略》则着重回顾了中英贸易关系史，认为中英贸易开展以来，英国一直垂涎葡萄牙人得居澳门之利，对中国“常鞅鞅生觊觎之心”，在他们企图占据舟山的要求被拒绝后，一再在东南海疆寻衅。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船突入澳门，意图强占。⑦道光初，英国水兵又在广东新安“上岸滋事，用鸟枪击毙数人”，扬长而去。⑧萧令裕甚至预言，英国对华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⑨因此，他们要求加强海防，说英国殖民者之能横行海上，全仗船炮精利，中国应加仿造，并向人们介绍了西方国家兵船火器及火轮制造运用简况。根据英军“老巢既远，持久为难”的弱点，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制胜敌人的建议。